本期寄语

    新的一年来临之际，这一期《古代文明》的11篇论文也已编定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过去的一年对许多人说来是难以忘怀的，对于本刊同仁说来也是一样。我们期待新的一年带来新的气象。

    宋立宏的《罗马帝国的地方政府——以不列颠为例》运用丰富文献，考察了元首制时期罗马帝国行省体系在其边缘地区不列颠的运作机制。该文提出：罗马帝国的地方官员具有非职业性，官僚机构在元首制时期尚未增生，行省官员数量很少，因而为地方自治留出空间，尽量把行政负担转嫁于地方政府是罗马帝国运转的奥秘之一。张爽的《试论五至六世纪拜占庭的丝绸贸易与丝织业》细致考察了公元5、6世纪拜占庭帝国政府对于生丝贸易和丝绸价格进行控制并实行集约化世袭织工丝绸生产的体系，进而讨论了拜占庭国家的中央集权、社会等级区分以及经济社会生活情状与特点等。张明、傅亚庶合作的《试析刘注对所引文献作者的处理》对《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征引文献时呆用的作者标注范例进行分析，认为刘孝标从整体和史家观点出发，坚持的是“区别性原则”。

    “东亚思想”栏刊登了数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教授的《论定义中的殊相与共相——公孙龙子评析》。这篇文章在对公孙龙子《指物论》进行定义时对殊相和共相的把握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指物论》的一种新的现代汉语释读方式，进而论证了中国古代深刻思维的逻辑基础问题。这种研究方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颇为新颖，值得关注。

    本期“帝制中国”栏刊登4篇论文。其中，叶康宁的《王莽与博局》用铜镜、货币图案与文献互证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新莽前后博局图式的大量出现与王莽篡汉的政治宣传有密切联系，而王莽笃好谶纬是当时博局图式和符命祥瑞叠现的主要原因。徐建新《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的分期与编年方法》对传世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制作的好太王碑拓本进行编年排比研究，在提出一种最新的好太王碑编年说的同时，对自己运用的“碑字字形比较”拓本编年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证。赵毅《与高新郑政治权谋》将明万历前期被逐回籍的大学士高拱病重期间所作的《病榻遗言》置于嘉靖、隆庆、万历初年复杂政局情境中加以考据分析，提出：该书说法真假混杂，虚虚实实，反映出高拱用意幽深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权谋。丁亮的《明代通政使司相关文献谬误订正》考订出《明史》、《明会典》等重要文献中涉及通政使司制度的若干错误并分析了造成谬误的原因。

    “评论与争鸣”栏刊登的苏新红《黄宗智“过密化”理论中的事实判定、逻辑分析与模式建构问题——以为中心》是一篇争鸣性的文章。该文认为，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广泛影响的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的明清时代中国经济“过密化”理论的论证过程中包含诸多事实判定、统计数据和逻辑推论方面的疏误，并不能有效支撑其“过密化”理论。这种分析及其结论有待学界来评价，本刊注重的是推进严肃的学术争鸣，尤其欢迎青年学者深入到基本学术话语和方法论层面的争鸣。

    “神话与文化”栏刊登两篇论文。张文安《古代两河流域宗教中的生死信仰》通过考察关于古代两河流域上古先民的神话、史诗等，归纳了古代两河流域人民生死信仰的内涵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冯金朋《毕达哥拉斯：从人到神的演变——“古史层累”现象的西方个案探究》提出：顾颉刚创立的“古史层累说”不仅适用于中国古史研究，也适用于其他地区古代史的研究。该文以这种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毕达哥拉斯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以及导致这种形象演变的原因。

    承著名明清史学家、本刊顾问南炳文先生帮助，书画大师范曾先生为本刊重新题写了刊名，自此期开始，《古代文明》所追求的端凝拙朴的风格得以通过其封面充分展现出来。本刊以此向范曾先生和南炳文先生深致谢意，

    蒙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厚爱，本刊2009年订阅量增加了四分之一，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感谢所有曾经看到本刊的人们，祝新年和新春给大家带来吉祥和喜悦。

    《古代文明》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