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七宝山仁王寺摩崖造像调查及相关问题
内容摘要：浙江省杭州市七宝山仁王寺遗址以北的佛教造像，存造像三龛，凡五尊，拥有我国古代已知体量最大的汉传僧人像龛。依据造像造型、题材结合史料分析，推测摩崖造像始凿于附宋之后。10世纪后，两浙地区开始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七宝山造像突破了汉地僧人像的制作规模。宏大的僧人像、西方三圣来迎像的塑造，是南方地区佛教信仰进一步本地化、大众化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杭州;七宝山;佛教摩崖造像;年代;题材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2-0026-08
On the Cliff Statues of the Renwang Temple at Qibaoshan Area of Hangzhou and Related Issues
LAI Tianbing
（School of Buddhist Doctriines， Hangzhou Buddhist Academ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3）
Abstract： The Buddhist cliff statues to the north of the Renwang Temple site in Qibaoshan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contains a total of three niches and five statues， contains the largest statues of monks carved in the tradition of Han Buddhism from ancient China to have been discovered to date. Judging from the style， themes，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 it can be speculated that these cliff statues were carved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978—1127）. Since the tenth century， the ancient Liangzhe area（including modern Zhejiang， Shanghai and southern Jiangsu）had become a center of Buddhist activity. The Buddhist statues from Qibaoshan surpass the previous monk statu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scale and appearance; these magnificent monk statues and accompanying Western Trinity symbols placed to welcome the souls of the dead further signif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that Buddhism underwent in southern China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Hangzhou; Qibaoshan; Buddhist cliff statues; date; theme
七宝山是杭州老城南部的吴山诸峰之一。吴山呈西南、东北走向，由蛾眉山、石佛山、瑞石山、七宝山、金地山与清平山等组成，山势平缓，嵌入城区。七宝山位于吴山南部，佛教摩崖造像凿于今白马庙巷尽头的七宝山南坡，存大型造像龛三个，可辨造像五尊。由于地处南宋始建的仁王寺（明代改仁王讲寺）遗址以北的山崖，造像被称为仁王（讲）寺造像[1] [2]，亦有人称之为石佛院造像[3] [4]。
摩崖造像于1992年1月列入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或因像龛残损及相关史料匮乏，目前出版物中仅有简单的造像介绍，尚无专文对其调查或研究[1-5]。本文通过现场勘查，叙述七宝山佛教造像迹象，初步分析造像年代与题材，以期学界同仁共同关注这处南方大型佛教遗存石刻。
一 摩崖造像遗存
与杭州西湖北山区飞来峰一样，南山区的吴山亦属石炭纪晚期的船山石灰岩，岩质适于雕凿佛像，但在多雨的江南，也易受水的侵蚀。位于七宝山南坡的3个像龛皆坐北朝南，绵延分布在高約8m、东西绵延约24m的嶙峋山崖上（图1），兹自西而东将其编号。第2、3龛处于同一垂线崖面，相距4.38m，第1、2龛相毗邻，但第1龛所在崖面较第2龛后退（向北平移）约1.47m（图2）。
1. 第1龛
弧拱型形龛，高6.36m米，宽6.75m，深3.58m，左右欠对称。龛顶壁左侧与左侧壁局部崩塌，左侧龛底用水泥铺过，右侧龛底保持较粗糙的原始状态。数道不规则岩裂缝从右壁延伸过来横向穿过龛正壁的中下部，所经之处岩面有明显剥落。坐像通高（坐高加悬裳）4.73m，悬裳高1.05m，结跏趺的双膝间距3.55m，后脑勺上部已完全离开崖壁呈圆雕;腹部微鼓，双手（有残）于脐前结禅定印;着交领宽袖僧服，悬裳。袈裟表面剥蚀殆尽，仅肩、袖口与悬裳处可见稀疏的阴刻纹，颈部见交领刻痕。一道岩裂缝从坐像的右臂横贯至左肘，位置较低的另一条大裂缝则将坐像结禅定印的双手齐腕打断，并在像的腹部造成平均宽达23.5cm的水平豁口（图3）。僧像中年面相，肩宽胸厚，形象敦实，脸呈长圆形，眉弓高高扬起，鼻梁挺直，眼帘低垂，嘴角、眼角微微上翘，气度宽厚，神态沉静。惜右脸颊、上唇、下颚与右眼等处皆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右脸颊削去一大块（图4）。造像上方所留空间显得过大。
2. 第2龛
弧拱形龛，高6.40m，宽4.72m，深1.26m，左右不对称，右龛壁中下部形状不规则，龛中现岩裂缝并有岩面剥落。龛内主尊佛，龛口外二胁侍。主尊距龛右缘的距离是距左龛缘的两倍（图5）。如此不对称的布局，似为避开右侧结构欠佳的山石。立像主尊高5.95m（含出露地表的11cm台座），头脸表面大都剥蚀，肩稍窄，双臂皆失，左肩头有黄泥敷补，躯干表层剥蚀殆尽，跣足立低台，左足宽40cm，右足表面与台座前缘剥蚀。下半身三角形衣摆当为后世重妆，质地接近水泥。头、胸部与躯干右侧呈灰黑色，头与躯干上部表层剥落处可见许多凹槽。佛陀脸型长圆，眉骨、鼻梁上部与双眼的轮廓依稀可辨，嘴部仅见一条细缝。
右胁侍无龛，凸出崖壁，高4.55m（含出露土表的15cm的台座）。戴冠，发髻上耸，脸形长圆，双手失，足宽33cm，跣足立低台，台座前缘剥蚀。面部与身躯大部分被后世類似水泥质地的重妆层覆盖。右臂屈肘举至胸前，左臂微微下垂屈肘置于腹前，从腕部可见小臂内部的空洞。着垂领袈裟， U字形领口，双领在中部翻折，领间距较小，内衣系带，袈裟下摆呈三角形下垂，下垂的宽袖呈圆润的三角形，右袖口有破损。菩萨卷草冠冠面上缘损，卷草枝茁壮生动，冠中央现仰莲承托的宝瓶，瓶口及瓶身放出火焰。冠沿下露出右侧的六束青丝。冠面、宝瓶、额际与发缕重妆层剥落（似人为）处可见造像原貌，雕镂精致（图6）。腿、足部重妆层剥落（似人为）处显露出右腿右下侧一小段连续的Z字形衣纹。
左胁侍左侧稍稍陷入崖壁，残高3.64m（含出露土表的14cm莲台），头部与双手皆失，跣足立低台，右足宽33cm，台座前缘与左足残毁。躯体被类似水泥质地的后世重妆层覆盖，左臂屈肘举至胸前，右臂置于腹前，服饰与右胁侍雷同。像左手位置与颈部重妆层的破口处可见内部填塞的 薄青砖，领口翻折处亦见内部青砖痕迹。
3. 第3龛
龛顶与右侧壁大部分风化，龛似弧拱形，宽约3.06m，高约3.80m，右侧进深约1.10m，左侧进深仅45cm。龛正壁还刻弧拱形浅龛，龛的左半缘模糊不清。龛外右下侧有宽60 cm的磨平崖面，上部已毁。主尊通高3.35m（含约40 cm的垂裳），体表从上到下留有槽孔。造像着广袖袈裟，头部比例甚大，颈长，溜肩，腹部略坠鼓，腿部形状难辨，似结跏跌坐，似悬裳，双手毁，似于脐前结定印。下臂、宽袖与胸腹部或多或少被水泥修补覆盖。头顶精致右旋螺发，螺发以下的面部剥落或崩毁，右面颊完全崩毁，双耳无存，脸面下半部毁，颈部现三道蚕节纹，双腿与下摆上的衣褶纹荡然无存（图7）。左臂手腕处可见水泥修补层下露出的薄青砖。右肩衣纹阶梯状，右肘部衣纹立体婉转，滑落至身侧的袈裟有较宽的褶襞（图8），头顶螺发正中被水泥覆盖（图9）。除雕制精美的右旋螺发与局部衣纹外，龛像保存状况大不如第1龛的。
七宝山像龛不对称或欠对称，龛壁及台座的处理也显粗糙。第1龛坐像的双手十分板拙，与头部的雕技明显不相称，或经改刻。第2、3两龛造像上分布的凹槽系后世重妆需要而凿，第3龛凹槽内明显残留着水泥、木桩。开凿造像时对龛外嶙峋崖面基本不作平整。
二 年 代
1. 史籍记载
摩崖造像之南曾有仁王寺，创建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为皇家寺院，后屡毁屡建[6]1235。寺院遗址以西山崖有高88、宽约22cm的“仁王寺界”摩崖刻石（图10），北面山崖亦存寺界刻石。史籍中关于七宝山佛教摩崖造像，见于明清时期两处仁王寺史料中的只言片语。万历《钱塘县志》录景泰年（1450-1456）兵部尚书孙原贞撰寺院重建记略曰：
七宝山仁王讲寺，因宋东京开宝寺之仁王院而得名，其山旧有五大石佛。僧慧照大师法晔随高宗南渡，创于绍兴五年，绍熙初始赐额……元季兵燹毁。洪武中，立为华严讲寺，沙门道初传贤首来为住持，重构佛殿、法堂、石佛阁、塑灵山会像……[7]
清早期姚礼撰辑《郭西小志》卷五之“仁王寺”条述：
宋汴有开宝寺，有仁王阁。高宗南渡，慧照随驾卓锡于此，绍兴初赐额曰开宝仁王寺……国朝以来，寺日荒圮，雍正间殿庑，僧寮鞠为茂草，有无赖子将石佛亦损其一，殊为可叹也。又寺后山有五大石佛，不知何代所凿，法像庄严，高逾寻常，观碑记云：古石佛像。盖有南渡以前即有之，殆晋唐遗迹也。[8]
显然，史料述仁王寺所在山的“五大石佛”即本文所考摩崖造像。七宝山摩崖造像在建仁王寺前当已存在，至于慧照大师是否将摩崖造像纳入了仁王寺，史料无考。雍正间（1723—1735）摩崖造像处于寺后山上，与寺内石佛（当为圆雕）无关。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推断，五大石佛亦不属于后唐清泰元年（935）吴越王钱元瓘建于七宝山的瑞隆院（北宋治平二年改赐广严院），瑞隆院邻接后来南宋的南御厨营[6]1239-1240，与五大石佛及仁王寺明显不在同一方位。吴山上有始建于五代吴越王时的石佛院，南宋时称吴山智果寺（元代改称海会寺，至明代寺院达到极盛），从其地一度成为南宋进奏院知其在吴山东北部的蛾眉山麓，而不在七宝山。故，五代时的吴山石佛院亦与本文所考造像无关。所谓“仁王讲寺始建于吴越国”[1]、“仁王寺原名石佛院，在七宝山南蔍，始建于五代吴越国时”[3]; “吴越王钱元瓘建瑞隆院……南宋时改建为开宝仁王寺”[4]及“石佛院又称仁王讲寺，其旧址现存三龛五尊，开凿于五代吴越国时期”等之说，皆与史籍有悖，将仁王寺后山的摩崖造像称为吴越国的“石佛院造像”欠妥。
2. 造型分析
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1）吴越王钱氏施镌西方三圣摩崖大像于凤凰山[6]1239，这是此前所知本地区年代最早的窟龛雕凿？譼？訛。鉴于隋唐菩萨冠中的宝瓶未见焰纹背光，而七宝山第2龛龛西口菩萨冠中宝瓶周身饰光焰，系较晚特征，故不宜认定七宝山造像年代可早至隋唐。
杭州现存五代吴越国时期（907-978）摩崖窟龛菩萨像流行三叶冠，正中主冠叶由卷云装饰，两耳上方点缀小花卉或云朵作为左右小冠叶，后梳的发髻叠为扁扁的两层，紧贴头顶，尾端略为上卷（图11）[9]160-161。七宝山菩萨像发髻上耸，戴单叶卷草式头冠，左右对称的卷草簇拥正中标识物构成冠面，冠面较宽，卷草枝饱满，走势清晰，婉转而不繁复。类似的冠式可见于西安市南郊外沙滹沱村出土的宋代观音石雕头像（图12）与四川安岳毗卢洞北宋第8窟主尊。
吴越国摩崖窟龛大中型立姿菩萨像着缚裤或长裙，披帔帛，下垂的帛带在腰际与腿膝部横过身躯，再上绕至另一侧的肘部，形成双重U字形大环，腰带正中翻出长条带，中编花结从两腿之间垂落至莲台表面，下裳下缘呈褶皱状上翻，台座则为上缘饰联珠纹的覆莲台（图13）[9]161-162。七宝山目前这种衣摆呈三角形垂至腿膝部、袖口亦以三角形状下垂至身侧的袈裟着装，显然不同于吴越国造像。入宋后菩萨着袈裟比较流行[10]，并延续至明清与近现代。七宝山菩萨像重装层较厚，做法较拙，领口有一个翻折是较晚的袈裟领型，见于明清的一些雕像，加之造像有青砖填充现象，故有理由怀疑目前所见的菩萨着装与原像当有出入，二菩萨的小臂缺失过。目前所见第2龛三尊像的装銮，推测基本为20世纪建菩提禅院时所为。不过，造像的足部与台座面未被重装掩盖，第2龛西口胁侍像腿部下缘重妆层剥落，我们未见双足间垂下的长条带，下裳下缘未见褶皱，台座造型亦与吴越国时期的差距较大[9]164-167。窟龛中一佛二菩萨的组合，二菩萨开凿在龛外者，极为罕见。第3龛上窄下宽的“悬裳座”，尤为独特，既未见于唐、五代，似也未见于宋。同为坐像，第1、2两龛做法有异，具体开凿年代或不相同。
吴越国摩崖窟龛造像龛的正壁与顶壁、左右侧壁之间过渡十分平缓而联成大的弧面，各壁面间无明显的界限[9]168。而七宝山造像则与此不同，造像也没有五代吴越国造像惯有的头光或身光。第2龛的佛菩萨三尊为西方三圣来迎立像（详见下节），这一题材尚未见于吴越国造像[9]178-188，西方三圣来迎立像较早的存例在宋代。
五代吴越国有依崖开大像的风气，七宝山造像秉承了这一传统，但在发髻、冠式、服饰与龛形等方面皆与吴越国佛教艺术区别较大，许多方面独树一帜，而若干因素与两宋时期佛教造像较为相近。综合史籍与样式，且将摩崖造像年代定于吴越国纳土归宋之后、宋室南渡之前。
三 题材内容
此前，已有观点指出第2龛三尊为西方三圣像，龛西口菩萨头冠现宝瓶，为大势至像[1]。如果造像年代确实晚于唐，观音、势至胁侍的佛陀基本判定为阿弥陀佛。
迄今为止，几乎未见呈立姿的唐五代西方三圣造像。立姿西方三圣像的流播与阿弥陀佛和圣众来迎净土往生信仰的深入密切相关。唐代已见九品往生图，但并非独立的题材，且弥陀为坐像。李玉珉指出，到了宋代，有关净土行者临终时，身心正念，即会看见弥陀与圣众手持华台前来接引的记述，屡见不鲜。北宋僧人戒珠编撰于1064年的《净土往生集》在述及慧远临终时，加入了梁《高僧传》与唐《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中没有的西方三圣来迎接引的文字，说明阿弥陀接引的观念在北宋净土信众心中的重要性[11]。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西方三圣立像雕塑为四川安岳千佛寨宋代所凿主尊通高4.80m的第24窟西方三圣像[12]与福建泉州西资岩主尊通高4.50m的南宋摩崖造像[13]。安岳千佛寨第24窟的阿弥陀佛双手一上一下结九品印，观音、大势至皆右手当胸、左手置腹前，是一铺三圣来迎像。观音左手似托钵披帔帛，势至右手持莲着袈裟。泉州西资岩阿弥陀佛右手下垂结与愿印、左手平置腹前托莲花（象征九品莲台）。观音与势至皆披袈裟，观音左手当胸仰掌结印、右手置腹前持瓶，大势至右手当胸仰掌结印、左手至腹前。此亦为一组三圣来迎像。七宝山观音、势至像的手势与泉州西资岩更接近。尽管主尊手势不详，杭州七宝山第2龛西方三圣也应是阿弥陀三尊来迎题材。七宝山三圣来迎像为已知同题材雕塑中年代较早、体量最大的一例。
七宝山第1、3龛坐像的身份，目前有几种猜测，或说是智者大师（538—597）与行修大师（892—950）像[1][4];或说为延寿大师（904—975）与行修大师[5];或说为天台山德韶（891—972）与行修大师[4]。目前尚无史料或图像资料可证实上述诸说中的任何一种。而汉地僧人几乎不见头顶螺发者，从第3龛坐像兼具螺发与颈部蚕节纹来看，雕像当为佛陀像，至于他是否为定光古佛则难以认定？譼？訛。尚不清楚目前所见造像的溜肩、头大是否有特别的意涵。
第1龛坐像应是与杭州或两浙地区佛教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位高僧，具体身份由于无造像记、史籍及相关图像资料可考而难以断言。除神僧泗州大圣与禅宗六祖等外，僧人造像在汉传佛教窟龛或地面寺院中存例甚少。晚唐至五代，莫高窟有僧人影窟，大型佛窟的施造僧去世后，其门人或会在佛窟甬道侧壁的禅窟中塑造、供奉石窟施主的肖像（影像），而这些佛窟的施主生前是敦煌地区富有影响力的名僧，且多担任过高级僧官，莫高窟的影窟计有第17（藏经洞）、137、139、174、357、364、443、476窟，现存4尊僧人塑像（1尊头部已失）皆为双手定印结跏趺端坐姿，其中身份确认的有2尊[14]。麦积山则有50号小型洞窟，内塑麦积山北宋名僧秀铁壁趺定印坐像[15]。上述僧窟、僧像规模较小，著名的莫高窟第17窟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辩像高度为94cm。相形之下，杭州七宝山第1龛僧像则有横空出世之感，不仅独立成龛，而且规模堪比大型佛陀像，表明高僧像在此具有的崇高地位。僧像面貌的塑造上，莫高窟、麦积山似注重僧像的写实性，而七宝山似更注重僧像的神圣性。遗憾的是，造像的开造过程及其功德主目前尚无法判明。自五代吴越国起，两浙地区开始成为全国佛教的一个中心[16]。五代、宋，本地区佛教禅、教、律皆十分发达，杭州云集与孕育了一大批佛教名宿，除前述几位外，还有道潜（？—959）、赞宁（919—1001）、省常（964—1020）、遵式（964—1032）、净源（1011—1088）与辩才（1011—1091）等，僧俗对他们尊崇有加。
四 结 语
杭州七宝山佛教摩崖造像突破了唐五代艺术样式，体现出新的风貌，初步考订其为宋代（978—1127）作品，第2、3龛之像原貌有缺失，目前遗存的敷装当为20世纪前半叶所为。晚唐五代，佛教及其艺术重心南移，五代、北宋的两浙，名僧云集，冠于海内。佛教信仰与佛教艺术中土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重视本土、本地名僧的尊崇及对其形象的塑造，七宝山大型高僧龛恰为珍贵的证例。汉传佛教窟龛或地面寺院雕塑中古代高僧像的遗存本来就很少，以主尊形式出现则更少，杭州七宝山第1龛的规模在汉地古代高僧雕塑存例中规模最大，堪比佛陀像龛，已知汉地摩崖窟龛僧像中无出其右者。 净土教门宣传“九品皆凡夫”，为芸芸众生提供了往生的最大可能。七宝山大型第2龛当为入宋后阿弥陀来迎、往生净土思想的产物，反映了10世纪后佛教净土思想进一步深入民众。七宝山大型佛教像龛的开造，说明经唐、五代的积累，江浙地区佛教的兴旺，反映出这一时期期佛教信仰的特点。有关七宝山造像的开造缘由、高僧像具体身份及其功德主的问题仍有待研究。
附记：感谢复旦大学2016级化学系本科生杨翼州协助测量。
参考文献：
[1]陈文锦.西湖文物[M].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1992：146-147.
[2]黄公元.钱江梵影[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59-60.
[3]卓军，徐飞.吴山[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9：31.
[4] 杭州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的摩崖石刻[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22-23.
[5]徐映璞，戴维璞校订.西湖山水名寺院名胜志[M]//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第2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136-137.
[6]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第76卷[M]//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3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1239-1240.
[7]编者不详.钱塘县志[M] //中国方志全书·华中地方·第92号.台北：文成出版有限公司，1975：312.
[8]姚礼.郭西小志：卷5[M].杭州：浙江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91-92.
[9]赖天兵.吴越国石刻佛教造像的造型及组合[J].石窟寺研究.2019（1）：160-161.
[10]齐庆媛.中国北方地区辽代与北宋菩萨造像分析[J].艺术史研究，2010（1）：130.
[11]李玉珉.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弥陀佛画初探[J].故宫学术季刊（台北），13（4）：16.
[12]胡文和，胡文成.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下）[M].成都：巴蜀书店，2015：55-56.
[13]丁明夷.南国有嘉像 缤纷入世眼——南方八省石窟雕刻概述[M] //丁明夷.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10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19.
[14]张景峰.敦煌莫高窟的影窟及影像——由新发现的第476窟谈起[J].敦煌学辑刊，2006（3）：107-115.
[15]董广强. 绝壁上的佛国——麦积山石窟艺术导览[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138.
[16]何勇強.钱氏吴越国史论稿[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