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招文化”对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

    陶晓瑜

    [摘要]党建工作的重点是人,而思想教育更是重中之重。新形势下,对党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中华大地地域广袤,地方文化丰富,采用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基层党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加入地方特色,使广大党员干部更容易接受、吸收。以“明招文化”为例,阐述其对婺州(特别是武义地区)及其周边地区党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党建;思想政治;“明招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习近平总书记巧妙的把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把生命元素“钙”引入政治生活领域,指出共产党人要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气概,要始终筑牢思想堤坝,才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朝气蓬勃、浩然正气,才能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建工作的重点是人,找到符合当地实情,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对于打造高素质的基层党员干部,提高党建工作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任务更为繁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多重思想碰撞,导致许多党员去中国化情绪严重,理想信念动摇,价值观出现偏移,有些地方出现了“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有些党员则是“头上无组织,脑中无纪律”,党内也出现了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等许多不良习气。去年为坚定理想信念,祛除“四风”,全国各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也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刮起了一阵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红色之风,但中国地域广袤,少数民族众多,地域文化也大相径庭,众多思想理念并不能很快深入人心。因此,坚持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的原则,加入地方特色,使思政教育更容易被广大党员干部接受、吸收,才能扩大和夯实党建工作的群众基础,才能使党建工作呈现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使党建工作真正植根在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深处。

    武义的“明招文化”因其独特的山、寺、人等因素,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思维习惯、价值取向和理论思维等。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吸收当地地域文化的精华,以传承和发展传统“明招文化”为切入点,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将思想政治生硬难懂的“外国话”转化成通俗易懂的“地方话”,将“大主题”转化成“小故事”,将“旧道德”转化成“新风尚”,继承、萃取、提炼形成的“仁政、清廉、务实、和谐”的党员价值理念,具有浓浓的地方特色,有效推进基层党组织思想道德教育的落实、落细、落小。

    二、“明招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仁实、廉和”的思想政治工作定位

    明招文化既包含了武义地区勤劳、朴实、尚义的隐逸文化又包含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史学文化,隐逸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渗入到譬如旅游文化等的其他文化之中,让世人凭吊。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史学文化却永不磨灭,吕祖谦以其丰厚的家学渊源和饱学之才,提升和激活了“明招文化”,也滋养了婺州和武义人。“明招文化”是武义文化的发祥地,是发展教育、培养实才、陶冶民风的潜流,其“经世致用”的文化核心,独特的史学、教育文化给婺州人甚至是全国以深远的影响。

    “明招文化”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婺州人骨子里有传承千年的“仁、实、廉、和”具有独特的精神世界,有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传统的“明招文化”有修身养性、廉洁敬业、仁政爱民和求真务实的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为婺州人民的基因,根植在人们的内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周边人民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明招文化”与思政工作的结合既能在新形势下引领党员干部树立新目标、新道德、新追求,又能让先人的优秀文化在婺州大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新时代的大潮中焕发出新的色彩。

    武义及周边地区开展基层党建可以提取“明招文化”精华,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党员干部形成“仁实、廉和”的共同理想信念,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干事热情,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为党的事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和道德支撑。

    三、“明招文化”对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促进作用

    (一)“明招文化”有助于培养党员干部“勤政务实”的干事理念

    “明招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其文化核心,格外注重经世致用,提倡应学有用之学,其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实效。提倡和宣扬“明招文化”,可以使广大党员干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使党员干部关注本地现实,在确定思路,做决策时直面社会、经济当地矛盾,立足本地实际,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帮助百姓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首先,有助于形成“求真务实”的价值理念。求真务实是一个党员干部理应具备的品德、德行,“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涵之一是“务当世之务”,提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开物成务,康济时艰”;提倡反虚就实,注重调查研究,“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党员干部要为国家、群众干事就要以国家、社会为中心,实事求是的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把工作内容和方向与当前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方法。其次,有助于形成“勇于任事”的价值理念。另一个精神内涵是“不务空谈”,认为“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避趋之”,在其职必谋其政,当一天人民公仆,就要为国家为百姓干一天事。最后,有助于形成“乐于创新”的价值理念。“经世致用”的文化理念主张独立思考,不蹈袭古人,不照搬外来经验,立足本地,致力于创新。

    (二)“明招文化”有助于培养党员干部“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仁政爱民是共产党人作为执政党的一项重要的为政之德,是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关键所在。培养和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仁政爱民”的思想境界,对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锻铸政府道德具有十分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首先吕祖谦主张实行“仁政”,要以民为本,认为“大抵人君非特是坐庙堂、临政事便是为民,凡一颦一笑,无非为民”。[1]要求执政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为民兴利,为民负责,执政者只有具备仁爱的德行,才能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便能真正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其次,吕子的“重民”理念很好的诠释了执政者对人民群众理应有的认识,认为“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2]一个国家的兴亡、昌衰不在名门望族,不在显贵诸侯,不在奸淫抢盗,均在小小百姓之上。“宝劳”论、“取民有制”论、“与民安息”论、“分民授土”论等等都充分体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以“柔顺文明之才”善待百姓,得到民众拥戴,才能“怡然燕处”的思想,牢记这些思想,便能引导党员干部在执政时怀有同情和爱民之心,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在应当用权的地方正当用权,确保权力的正确运行。

    最后,吕子还特别注重法治的功效,认为“所行若合道理,则公私两全”,“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3]并倡导均衡合一,认为“自古文武只一道”。[4]一个国家的治理不仅要依靠法律,而且要让道德教化与遵纪守法相辅相成。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治国理政的方式和途径,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就能更好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明招文化”有助于培养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为官理念

    清廉是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品德,是行政的本质内涵。从近些年的贪腐分子看来,大多数都是因为背弃了理想信念,精神支柱坍塌,因而由政治上的蜕化变质走向了生活上的腐败堕落。吕氏家族《官箴》防微杜渐的行事主张以及吕祖谦以“防腐”、“避嫌”为核心的为官之道对如今的执政官员,提升自我修养,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吕本拈出“清”、“慎”、“勤”三字为“为官之法”。清,指临财自克,不贪赎,构筑“不想腐”的价值取向。价值涉及标准尺度、对错的判断,是规范人们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当内心深处牢记“清”的价值理念,拥有“底线意识”,党员干部在行政执法时就会有明确的行为选择,就不会放松对自己行为的要求,做出“吃一点、拿一点不算问题,是小节”这样的错误价值判断,更不会出现违反党纪、违反道德甚至是法律的行为。慎,指尽心处事,小心谨慎,务求周祥,构筑“不想腐”的自律。自律是一种自我约束,是检验一个人自觉性、自制力和意志力的重要标志,心中有“慎”,就能做到慎权、慎独、慎微、慎初,就能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无人监督之时也能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违法乱纪之事。勤,指事必躬亲,处事着实,构筑“不能腐”的环境。廉洁除了跟自律组词,往往也跟勤政联系在一块。党员干部如果事事都能为民着想,事事都能处理得当,那必定会出现勤奋为民、相互监督的行政氛围,恐一处疏漏而不能完全,又怎会出现贪腐之心,他人又怎敢有贪腐之心。

    《官箴》除记载的为官之法和处世哲学值得借鉴之外,其中记载的为官处事之道对现世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书中围绕“避嫌”二字,对官场处事提出了注意事项,提出“置造什物”、“托外邑官卖物”、“以私事差人出界”、“荐人于管下买物”、“非旬休赴妓乐酒会”等事情是不能做的。这为现在的党员干部在公众场合、交际之物品来往、以及处理公私大小事宜的时候提供了很好的行为准则,为提高自身行为素质,提升党员干部为官、为人、为学的品格提供了行为基础。

    (四)“明招文化”有利于培养党员干部“兼容和谐”的处世理念

    吕东莱婺学本身就有“不私一说,兼取众长”的特色,拥有“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治学态度,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而取其长,并融会贯通地容纳于自己的学说之中,成为含宏博大的一家之学。除此之外,吕氏与其他学派之人和谐相处,营造了良好的学术风气,并在各学派之间起着和解协调的良好作用。学习和发扬“明招文化”,可以培养党员干部“兼容和谐”的处世态度,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培养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

    首先,有助于形成“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处事思想。吕子提倡要“泛观广接”,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经常与自已不同意见的人交往和交换思想,接纳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的观点,吸取其中好而优的部分,就能更好的扩展自己的视野,从而提高自身水平。其次,有助于培养“公平观理,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毋得互相品题,高自标置,妄分清浊”,要公平公正的看待人和事,切不可妄加评判,要实事求是,切不可“撤户牖之小”。最后,有助于形成“均衡和谐”的处世态度。吕子明确提出过“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观点,劝解他人不但要“步步踏实”、还要“知正”、“居正”、“守正”。君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党员干部应该生性淡泊,内心宁静,不可心情浮躁,方可保持心理健康。吕子还在《孟子说》中谈到如何与小人相处的诀窍,认为君子与小人相处,只谈公事不谈私事,这种适当均衡的距离,既完成了公务,又防止了被小人所染。吕祖谦这种和谐兼容的处世态度对于现代的党员干部也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四、开展“仁实、廉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和载体

    针对“机关、农村、企业、学校、社区”等不同领域开展针对性的富有特色的主题活动,让“明招文化”的基本理念、思想精华顺畅地进入基层党员的思想系统,渗入到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使传统文化在当代党建中的创造力不断被激发,使“仁政、清廉、务实、和谐”成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价值自觉和行动自觉。

    支部生活方面,将“仁实、廉和”的思想引领与工作、学习需求相结合。根据不同的工作、学习领域,了解党员干部的兴趣爱好,迎合需求,采取适应本领域党组织的活动形式,将“明招文化”内容融入支部生活,做到学习与娱乐两不误,提升工作能力与提高精神境界并行。党课教育方面,从单向知识灌输转向互动教学。在传统党课的基础上,推出体验式(参观明招寺等文化古迹,实地体验明招文化精神)、演绎式(由学员自己组织编排明招文化经典实例,深入理解精神理念)、互动式(学员之间针对明招文化中的一个问题展开辩论,加深印象)的教学载体,调动基层党员参与党课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组织方式方面,利用新兴媒体拓展“明招文化”知识面。针对越来越多的年轻党员,要充分而有效的利用新兴传播工具,更好的拓展党员“明招文化”知识面。依托微博、微信、QQ、RTX群、视频会议系统等传播媒体,建立网上党员活动室、网上党校等平台,进一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推进线上线下、室内室外、本地外地的链接与融合,通过晒知识、亮成绩,晒思想、亮先进,晒创新、亮作为等等方式,拉近党员之间距离,增强学习“明招文化”的乐趣。

    五、结束语

    习近平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把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精华应用于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当中,可以让思政思想政治教育更接地气、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使思想教育从抽象的概念范畴走向生动丰富的党内现实生活,使日常的组织生活从根本上脱离思想教育枯燥乏味、缺乏地方特色的现状。思想政治教育与明招文化的结合,也可以使“明招文化”的基本理念、思想精华顺畅地进入基层党员干部的语言系统、思想系统,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力持续不断地激发,使优秀地方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注释]

    [1]吕东莱文集·孟子说.

    [2]东莱书说·召诏.

    [3]吕东莱文集·史说(卷19).

    [4]朱熹的思维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华明招文化研究院.明招文化论文集[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2]吕荣海.儒学与现代法治论文集[M],蔚理有限公司,2013.

    [3]浙江金华武义明招山丽辉书院.东莱第三期[J].2013.

    [4]陈红雷.“慈孝仙居”的探索和实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乡土化的思考[N].浙江日报,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