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未来（1）：无可逆转
摘 要：在理论衰落之后，轻易的复苏是不可能的，而折衷主义和包容法也难以奏效。因此我们可以思考理论的历史，试着跳出理论，以便从外部来审视它。不过，直到最后我们还是一直想要讨论我们自身变化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于我们而言最为重要。但是，那种将形而上学和生成变化联系起来的理论，正是我们走到如今僵局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抛弃形而上学来谈论生成变化的方法：一种从文化的层面讨论我们如何成为如今这个状态的方法。
关键词：过程理论；折衷主义；包容性；形而上学；生成；解释
21世纪初，J-M.拉巴泰（JeanMichel Rabaté）所著《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ory，2002）一书面世。这部颇有论战风格的著作的主旨是，理论远远没有消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对待理论的某些形式，特别是解构。实际上，拉巴泰给读者的感觉是理论的这些形式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开发，以这种理论框架为基础的分析仍然具有显著的意义。显然，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拉巴泰个人非常认同这些理论形式，他自己的思想发展无疑也与它们有着紧密的关联。而这恰好也是当前许多理论支持者们的共同之处，他们都针对理论的命运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我们有很多理由对那些曾帮助自己的思想走向成熟的观点保持忠诚，但是，对于这些坚持认为理论具有持久活力的宣称，我还是要提出异议。在我看来，它们似乎下定决心对其他人显而易见的状况置之不理：不再有人继续做纯理论了，近年来连相关的讨论都越来越少，人们已开始另辟蹊径。
现在，与解构相关的文章著述少有发表，这是有充足原因的：一旦理论进展到过程这一步（具体而言，我们到达目前状态的过程），要回到解构或是其他理论的早期阶段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其中的原因关涉时间。从根本上说，解构所做的是揭穿人类学所谓永恒的天真。而只要人类学的时间观是天真的（比较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实践，仿佛它们都处于同样的永恒空间），那么解构通过揭示它基于在场的渴望假定了自身的中心性，就能够将其颠覆（就如德里达在他的讲座《人文学科里的解构、符号与游戏》中所做的）。在那个语境里，這个方法的确是奏效的：因为要在比较不同的社会实践时把它们放在一个超越时间的空间内相互并置，唯一能够给它们提供统合架构的就是人类学。而一旦揭示了它潜藏的民族中心主义，就等于将它的架构基点从中心转移到了边缘。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版本的解构（尤其是他的《尼采》）中发现同样的情况，而德里达就是在他这里获得灵感的。在海德格尔那里，解构不需要担心时间的问题。当时间静止的时候，“存在”在形而上学的历史当中促成了对它自身的遮蔽。解构（海德格尔的“消解”，destruktion）就是对这种自我遮蔽的揭示。它的方法是指出那些重要的哲学文本如何自相矛盾，其原因不是推理的错误或失败，而是“存在”的自我遮蔽消解了任何试图理解它的企图。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这一切只能发生在一种超越时间的空间里，一切都没有发展进化。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哲学文本朝着某个方向前进，因为那样它就成了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各种观点像赛马骑师一样争抢有利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说，为了使解构有效，文本本身需要无所作为。这样，解构就像上帝一样，是这里唯一的游戏、唯一的活动。
如果我们想一想引入时间的话会发生什么，也许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解构需要超越时间，否则我们得到的就是黑格尔式的否定性。对黑格尔来说，否定性就是某物变成其反面——因而进入矛盾当中——的自我他者化的过程，这样它才能通过整个发展的过程实现自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内部矛盾。唯一的区别就是，一切都发生在实体逐渐变成主体（或者说自我意识）的过程之内。换言之，黑格尔式的否定性把解构给收编了：它把自我否定的破坏性过程纳入自身，从而表明那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更大的生成过程的一部分，这就是某物成为它自身的过程。不过，黑格尔式的过程通过把解构作为否定性纳入自身，使得解构本身的意义相对减少了。在黑格尔那里，解构或否定性只有相对价值，因为它只是一个更大过程的一部分。由此黑格尔的否定性与海德格尔的消解（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便分道扬镳了。一旦某物进入一个过程当中，它所做的任何自我破坏活动就只有相对价值，而非绝对价值。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文本的自相矛盾之处有一种绝对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存在的自我遮蔽。但假如哲学文本的这种内在矛盾只是它朝向一个最终观点前进的过程，那么它唯一的意义就是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换言之，一旦解构或消解成为生成过程的一部分，或是进入时间当中，它的绝对意义就消失了。这就是我们在黑格尔以及在他之后处理过程问题的后继者们那里所看到的。
因此，一旦理论进行到了巴特勒或霍米·巴巴这样的人这里，我们就不可能再回到解构那里：因为这些人都在讨论过程的问题，也即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所以，任何解构之类的方法，任何形式的否定性，都会被融入理论的发展之中，不论这理论关涉性别或操演，抑或一个民族及其意识的后殖民显现。因此，不是说我们不能再使用这种方法，相反，巴巴在很多地方明确地使用了解构，但是它却不再具有曾经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不再是理论的中心了。
但是，如果说过程理论的出现使得我们无法回到解构或是其他理论的早期形式，那么，过程理论本身其实也同样处于困境当中。它的麻烦源自它试图讨论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而不想要落入暗示任何决定论或必然性的陷阱。毕竟过程理论（性别理论、后殖民理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自我赋能（self-enabling），具体地说就是，帮助我们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那么，显然，任何形式的过程理论如果不能避免在我们成为自身的过程中看到决定论或必然性，就一定会遇到麻烦。而这恰好是目前这些过程理论形式所处之地。为了具有真正的阐释力，它们必须能够表明我们如何到达我们目前的状态。但是一旦开始这样的阐释，就很难不暗示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毕竟，阐释是关于某物如何产生，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而如果我们能够确切表明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一步如何引向另一步，那么理论就可以宣称自己具有阐释力。但是这种阐释力，对于理论而言相当必要，却有着很大的代价：我们所阐释的很可能恰好是我们自身固有的弱点，也即我们无法避免地要走向如今悲惨境地的缘由。为了避免这一点，理论不得不扭曲自己，攻击形而上物质的教条，宣称它不过都是操演性，坚持说我们从没有起始/中段/结尾而永远只会处于中间地带，论证我们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具有个人主体性的人或自我）而只是不同声音间的协商。然而，所有这些观点的问题在于，有了它们，理论就变得缺少一致性，难以表达它所要描述的内容。是的，现在过程没有那么无法避免了，没有那么必要了。但是也更加难以宣称我们能够通过理论的方法来阐释那个过程了。而这就是那些过程理论形式所遭遇的困境：要么为了维持其阐释力而容许决定论或必然性，要么放弃作为理论的阐释力宣称。而这些过程理论形式因为自身的原因不可能只是摆一摆手，云淡风轻：作为社会理论形式，它们致力于帮助我们自助。毕竟它们致力于阐释的过程并不是随便哪个过程，而是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过程。这样一来，过程理论就不能轻易离开这个僵局，然而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它。这也是理论不能够停留在此的原因。过程理论遇到困境是有原因的：它的僵局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致力于理解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而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我们所要理解的是我们自己的时候，这种尝试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太贴近决定论或必然性）。然而要是放弃这种理解自身的尝试，就等同于放弃了理论。
考虑到过程理论总是朝着一个结果前行，冒着滑入决定论或必然性的风险，那么就容易理解人们会去寻找某种跳出僵局而无关理论的方法。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像罗蒂或泰勒（Charles Taylor）这样的哲学家会把自己跟做理论的那些人区分开来。前者所提供的是不涉及理论（因此没有陷入过程理论的僵局）而仍旧讨论理论所关注的同类事物的方法。而他们的方法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揭示理论正在做些什么。在罗蒂和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这样的人看来，理论就是寻找某种叙事或者宏大叙事。在某个意义上，这甚至适用于过程理论，因为过程理论所关注的就是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最终这也是一种叙事形式或者说故事。通过揭示理论对于叙事或宏大叙事的渴望，罗蒂和利奥塔这样的哲学家展示了一个把我们自身置于那种追求之外的方法——这正是任何一个陷入过程理论僵局的人想要的。如果你困在这种情形里，那么你往往会去找某种架构的方法，允许自己置身其外，以更好地看清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而这正好是罗蒂等人所提供的方法——一种谈论叙事而不进入叙事或者过程困境的方法。这也是泰勒吸引人们的地方，他谈论的是架构（我们的和别人的）。但也许罗蒂才是得到最多关注的人，因为他所讨论的是为一个叙事提供架构的各种具体方法，特别是像普鲁斯特的例子那样针对我们最为关心的事物做出的描述。
但不管怎样，遭遇过程理论僵局的人们最终并没有一直追随罗蒂或是其他哲学家们，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毕竟哲学跟理论不是一回事。首先，哲学不像理论那样致力于帮助我们成为我们所是。它最关心的是理解。这跟过程理论的关注点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因为如此，过程理论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即我们所是。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全面的理解能够找到一种成为我们想要成为之人的方法。而因为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全面理解和把握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我们才能达成目的，所以我们仍旧倾向于追随理论。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感受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躺在扶手椅上，通过架构自己的叙事而置身事外。我们必须要尝试着理解它，而要这样做就仍然需要一种致力于理解此种过程的理论形式。假如我们通过目前各种形式的过程理论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也许某种对过程感兴趣但尚未形成的理论形式可以担此重任。这就是为什么对过程理论的兴趣并没有落在罗蒂、利奥塔和其他安抚性的哲学家那里。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仍旧时时感受到那种在耳边絮叨不停的声音：我们需要理解我们究竟如何成为我们所是。
这一切的重点是，理论的前行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像过程这样的事物（我们生成的过程）有多么重要，而我们过去不曾想到这一点。它先是引发了不同形式的过程理论（巴特勒、巴巴等），接着当他们在试图找到阐释方法并避开必然性时遭遇了困境，便开始想方设法借助哲学做出架构来摆脱困境。然而，最后我们无法满足于仅仅为我们的故事提供架构。因为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可能让自己恰好处于那种疏离状态而满足于为这个故事提供一个框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不得不回到过程，回到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过程。但假如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奢望逃避这一点，那么经过理论的发展我们同样清楚的是，当前的过程理论形式不能让我们达到目的。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理论的整个前行过程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到此地步——就像我们的生活过程本身一样——都是无法逆转的。因為每种理论形式都提供了一些前辈们没有过的东西，理论一直在前行。但因为每种理论形式也都揭示了一个特殊的关键弱点，理论也不能维持在原地。那么，我们最终要从近期理论历史当中得到的就是，我们是怎样到达这里的，以及我们为什么不能停留在原地。（待续）
参考文献
Heidegger， Martin. 1979-1987. Nietzsche[M]. 4 vols. Trans. Krell， D.F.， et al.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Rabaté， J. M. 2002. The Future of Theory[M]. Oxford： Blackwell.
Taylor， C.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翟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校区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高级研究员荣誉（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出版英文专著：《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唯美主义：后浪漫时期文学的艺术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约纳森·爱德华兹与启蒙哲学的限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浪漫主义理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理论、19 世纪欧洲文学、美国文学和现代主义。
牟芳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外国文学》杂志编辑。主要译作：《好奇的追寻》（阿特伍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蒂利亚德著，华夏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