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研究的根本方法
[摘 要]基于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机制、基于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以及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现代哲学解释学、社会创造论以及唯物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研究的根本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哲学解释学;社会创造论;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设置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获得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却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处于较为薄弱的环节,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未曾找到适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根本方法,这严重地制约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创新度。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就必须进行方法论创新,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研究的根本方法。
一、基于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机制与现代哲学解释学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要实现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有机结合并实现其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首先离不开中国社会历史主体对它的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诠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实践表明,基于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机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机制,它是实现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而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高度重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2](P532-533)。他认为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根本前提[2](P534),为此主张:其一,“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P533)。其二,不要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是要“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3](P797)。其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即“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3](P818)。可见,毛泽东事实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然而,要有效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无疑也需要较为科学的学习方法和理解方法。实践表明,现代哲学解释学实质上就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对于我们科学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无疑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解释学又称为阐释学、释义学或诠释学等,其发展经历了专门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哲学解释学的转变。专门解释学是指专门研究某一领域中理解问题的学问,古代的神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等为其主要代表。一般解释学又称为近代解释学,它是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1768—1834)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共同创立的一门把一般理解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问,关注的是理解的真理性问题,即致力于寻找复原文本原义的方法,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哲学解释学是指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1900—2002)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此在”即存在论哲学的基础上而创立的学问,它实现了┙馐脱в煞椒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根本┬宰变,解释学不再关注理解的方法论问题,而是致力于对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条件和本性的研究。因其具有很强的哲学意蕴,所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勿宁是解释学的哲学”[4]。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在伽达默尔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的解释学,并与伽达默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合理化”或“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话以消除对立与冲突,达到“理解”与“一致”的最佳途径。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则力图把英美日常语言哲学与欧洲大陆解释学中的语言哲学结合起来,强调语言(语词、语句)的多义性,认为语言的多义性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积极方面是它的经济性和科学性,即能以有限的语词组成无限多的现实含义;消极方面则是可能产生歧义和误解。他还认为语词的意义有表层和深层之分,而解释学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表层意义背后隐藏的深层意义。
现代哲学解释学对建立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前见”(又称为“前理解结构”、“偏见”)是由历史、传统构成的,是理解所固有的历史性传统,“前见”的存在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能抛弃传统文化的文化特质。其次,时间间距的存在要求我们,在学习、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科学地领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实质,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达到解释学循环,因为“意识形态批判是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道路”[5]。而“解释学循环”就是理解的推理过程,即理解的运动,就是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返回到整体的过程,这同时也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要求“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3](P814),而不是只关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再次,视域融合的存在要求我们实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理解就是这两个不同视域的融合,“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6]。经“视域融合”产生的理解不再是对文本原意的简单重建,而是一种理论创新。最后,“效果历史”的存在要求我们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过程性,注重一脉相承的理论承继与创新。在伽达默尔看来,文本的意义和理解者所处的不断形成和交互影响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效果历史”,“效果历史”是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现代哲学解释学理论对于我们构建基于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机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当然,“哲学解释学以无视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姿态,把认识过程、语言过程独立化,使‘主体虚化、‘真理退场、‘客观性丧失,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哲学的后现代性质”[7]。也就是说,现代哲学解释学并非没有局限性。鉴于此,我们对于现代哲学解释学方法的运用,主要是运用其正确的能够指导我们科学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二、基于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与社会创造论的根本方法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的宣传和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机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强调: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正像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的演变规律并创立了自然进化学说一样。所以,马克思事实上创立了社会创造学说,这一社会创造学说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基于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
1.社会创造主体论要求基于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必须实现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的有机统一
社会创造论首先强调创造的主体性,认为创造总是一定的个人或群体在创造性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马克思[8](P73)认为,社会创造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社会创造主体论认为,任何社会创造都是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8](P67-68),强调社会创造的最终趋势就是形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9],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P60),“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10]。也就是说,社会创造的实质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具有社会主体性。
基于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具体的、单个的社会个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宣传,如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的《矛盾论》等。任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都可以还原为具体的、个人的创造性活动,我们甚至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用领袖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但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并不只是体现为一种个体性的创造,它事实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创造,体现为一种社会化的传播过程、一种各个不同个体共同参与的相互构造的社会互动。社会性的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我们一般也称之为集体智慧的理论结晶,体现为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创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知,按照社会创造主体论的要求,基于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必须实现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的有机统一。
2.社会创造结构论要求基于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必须实现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
社会创造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体现为一种社会结构。马克思[8](P257)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在社会创造结构论看来,社会结构一方面是整体性的,体现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社会结构又是由部分构成的,即由具体的个人、生成要素等构成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8](P71-72)。社会创造结构论的这种特点,要求我们在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以进行社会创新的历史过程中,必须实现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用整体性的方法论原则来整体性地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重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具体理论如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民族学理论、伦理学理论等的宣传和传播,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各具体理论的中国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土壤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并实现其理论创新,彰显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3.社会创造功能论要求基于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统一
社会创造功能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整个人类社会将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将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或世界历史的社会。一方面,随着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是使整个人类社会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即“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8](P284)。在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11]。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社会创造的必然结果和历史趋势。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交往和分工的发展,人类社会将逐步实现由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即“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P88)。这一过程事实上就是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也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在近代中国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我们事实上面临着社会发展方向上的两种选择,那就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现代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看到了社会主义方向,在实践上以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来压制乃至取消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譬如实施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取消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等,也就是将计划与市场、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实践表明,这种片面理解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的传播,不利于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利于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创新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才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12](P373)同志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实践表明,要有效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创新机制构建,我们就必须以社会创造功能论为指导,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真正统一起来。
三、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历史性飞跃,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离不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及其当代化、大众化、现代化、民族化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机制。历史表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
1.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与调查分析方法
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构建,首先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实践表明,“调查研究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种根本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们长期坚持调查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获得的重要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问题,争取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胜利的过程。调查研究作为根本方法不仅贯穿它的全过程,而且成为实现正确结合的必不可少的环节”[13](P27) 。事实上,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是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
2.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与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8](P27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有机结合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理论,就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像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就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从而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战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正是因为科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才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3.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与实践思维方法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一种从实践中来并面向实践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和学说,实践思维方法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实践思维方法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毛泽东[3](P820)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邓小平[12](P191)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可见,实践思维方法是实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机制构建的重要方法。
4.基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与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分析方法
当前,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运用得越好。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进程中来落实,要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14]。可见,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是我们当前实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机制构建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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