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内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
李弦 王让新
〔摘要〕索恩–雷特尔对于传统认识论的基本诊断就是“意识的内在性”，“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是一种“镜式本质”的知识论，无法阐释清楚自身综合能力的真实起源，归根结底是虚假的“镜像”，不能走出意识的内在性，索恩–雷特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方案，主张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对于思维抽象的奠基性作用，进而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之间”建立起了批判性的联结，这种联结是索恩–雷特尔独特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发现，但也有其自身的问题。
〔关键词〕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意识内在性；社会综合；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3-0143-06
①Alfred SohnRethel（1899—1990），代表作有《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1971）、《认识的社会理论》（1985）、《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1920—1989）、《货币：先天的纯粹铸币》（1990）等。
②此书初版于1970年，当时的书名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社会综合的理论》（Geistige und k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1989年出版了修订版，修订版的书名改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Geistige und krperliche Arbeit： Zur Epistemplogie der abendlndischen Geschichte），修订版的中譯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谢永康、侯振武译。
〔作者简介〕李弦，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让新，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1731。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①，被齐泽克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1〕， “同路人”的定位有两重意思，一是指索恩–雷特尔与法兰克福学派走得很近，他与本雅明、阿多诺、布洛赫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都有密切接触；二是指索恩–雷特尔又仅仅只是与法兰克福学派“同路”而已，并没有加入法兰克福学派，用索恩–雷特尔自己的话说，他仅仅只是学术史上的“局外人”，这既与他后来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有关，也与他自身的学术旨趣有关，他所关注的问题很狭窄而且从一而终，他耗费了68年写就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一书②，他一生的努力都在于力图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破解先验认识论难题，也正是他的学术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学术魅力。
一、意识内在性的虚假镜像：索恩–雷特尔所要解决的认识论问题
“镜子”的隐喻在认识论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照镜子”比喻了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另一方面，“镜像”的获得又标识了我们认识本身的性质，理查德·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指出：“如果没有类似于镜子的心的观念，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没有后一种观念，笛卡尔和康德共同采取的研究策略——即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就不会讲得通了。”〔2〕罗蒂把心灵比作一面伟大的镜子，“心为自然之镜，”在罗蒂的语境中，“心灵之镜”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念论，通过洞穴喻表明了理念对于“意见”的超越；二是以笛卡尔为代表，“我思”获得了独立地位，自此心灵之镜就成了知识的可靠性来源；三是以康德为代表，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进一步肯定了心灵之镜在认识论中的决定性作用，但罗蒂认为“心灵之镜”归根结底是“一面变了形的镜子、一面中了魔的镜子” 〔3〕，镜子的成像归根结底不能等同于实存本身，因此罗蒂也提出了自己的“破镜”方案，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论代替了“镜式本质”的知识论，最终走向了协同性和相对主义的真理观，罗蒂对于传统认识论的诊断是成功的，但开出的药方却是失败的，他认识到了传统认识论的“镜式本质”是虚假的镜像，认为它们根本走不出意识的内在性，但他自己却走向了协同性的真理观，即真理并不在于认识与实在是否相符合，而在于我们的认识在主体间能否达成共识、是否有用，进而彻底抛弃了实在一面。与罗蒂相反，对于意识内在性虚假镜像的存在论破镜也有两种方案，一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变革，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哲学史都遗忘了存在，无论是他早期在《存在与时间》中，试图以“此在”的方式来通达存在，还是他中后期提出的思、诗、艺术等方式通达存在，他都力图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来抨击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意识内在性；二是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探讨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存在论革命是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在思想史上，马克思正是发动了感性活动的存在论变革，才走出了传统认识论哲学意识内在性的封闭，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所发动的存在论变革决不仅仅是在哲学层面上的，对于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的探讨不能止步于实践、感性活动的抽象指认，而必须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去考察马克思对于意识内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索恩–雷特尔所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所针对的问题就是“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他的破镜方案就是通过对于商品交换形式的分析，发现了商品交换中的先验主体，阐发了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作用对于先验知识论的奠基作用。
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传统形而上学与知识论传统基本上是等同的，自笛卡尔以降，知识论哲学取得了主导地位，拥有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纯粹的理论态度、范畴论路向和意识的内在性〔4〕，而其中意识的内在性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核心，从存在论的层面来探讨马克思对于意识内在性的洞穿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主要努力方向，但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一方面，探讨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还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而言的，肯认了马克思发动的感性活动的存在论革命，但没有更深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去探讨；另一方面，对于意识内在性的批判主要是指意识本身不能真正通达对象，而对于意识能力的产生本身则探讨得较少。索恩–雷特尔的独特贡献恰恰在于这两方面，一方面，他对于意识形态和知识论传统的批判并没有走向“知识的元批判”，“我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完全没有走向意识形态批判自身，而只是凭借它走向了存在批判（Seinskritik）。”〔5〕索恩–雷特尔主张从存在论的层面来批判意识的内在性，而且他深入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通过商品交换形式的分析，把握了其中的先验主体，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之间建立起了批判性的联结，这是很独特的联结；另一方面，索恩–雷特尔不仅批判了意识的内在性，认为意识不能真正通达对象，他还揭示了意识内在性的真实起源，即意识自足性的社会起源。
“在这种哲学的路径上，人们实际上并不能超越内在性的高墙，因为这是纸上谈兵，其自身还是内在性的工具。超越只能是存在的现实变革，即行动”。〔6〕索恩–雷特尔认为，从哲学上来探讨对于认识论的超越问题，实际上还是纸上谈兵，并不能真正超越意识的内在性，并不能真实地切中外部对象，真正的超越只能是现实行动，索恩–雷特尔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的致思取向倒是高度一致，马克思认为纯粹地从哲学上来探讨认识论的批判问题只会陷入经院哲学的窠臼。沿着马克思的路径，索恩–雷特尔还开辟了知识论批判的另一个向度，即“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无法阐明其自身综合能力的真实来源，换言之，传统的认识论批判只是批判了其意识的内在性无法真正通达对象，这是“往后做”，而索恩–雷特尔认为真正的认识论批判必须深入到更加本源的层次，必须揭示意识内在性及其能动性的真实起源，即“向前做”。“康德主要努力的方向是证明脑力劳动的自我奠定的自律”，“在康德的整个努力中自始至终残留着的二元论，是对资本主义现象的更为真实的反映；这些后继者们通过将所有东西都纳入‘精神内在性而摆脱了这种二元论。”〔7〕“在康德那里，最初的真正的起源问题变得畸形了，变成了执行单纯内在地分析‘我们的认识能力这一任务；进而，黑格尔在内在性这同一面旗帜下做了发展：将思维结构内部的逻辑假设关系同时看作思维在发生学上的构成型关联（Konstitutionszusammenhang），这样一来，被抛弃的起源问题对自身以及对我们伪装成内在性的持存，辩证法则以演绎的方式伪装成真理的绝对体系。”〔8〕这就是索恩–雷特尔所指认的“黑格尔框架中的知识论问题”。
康德知识论哲学的总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在追问“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时，康德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的事实前提，即“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知识不仅是
①关于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社会综合作用），以及这种观念所招致的误解，可参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知识理论的批判性联结——索恩-雷特尔对于先验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清算》，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5期。
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对于“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的分析就形成了康德的先验感性论，通过对于数学和几何学知识的分析，康德发现了数学知识中的“先天直观形式”，这就是对于感性知识的分析。对于“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追问形成了康德知识论问题的重头戏，即先验分析论，也是对于知性知识的分析，康德正是在此步骤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认识的真理性不在于我们的认识去符合外在对象，而是外在对象符合我们的知性范畴，也即“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康德认为知识的客观性就在于，人的知性范畴通过想象力和图形作用于感性材料，从而保证了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而知性范畴之所以有能力去统觉感性材料，恰恰就在于其范畴背后的先验自我意识，先验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正是康德知识论哲学的至上原理。康德的知识论哲学本来还有一个层次，即对于理性知识的分析，但康德认为这种知识严格意义上是非法的，是知性超越了界限而滥用的结果，所以康德更多的是把理性放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来讨论，即“人的实践理性为自由立法”。综上可见，康德知识论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知性范畴的先验论，即先验范畴对于感性材料的统觉作用。但在康德的知识论语境中，始终保留了“物自体”的存在，这也引起了费希特的强烈不满，费希特批判康德只有“四分之三的头脑”，另外“四分之一”的头脑则留给了现象和“物自体”，费希特则在康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康德的经验一面彻底抛弃了，通过自我设定自身、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确立起了“自我”的绝对同一性，这就抛弃了康德的“物自体”和现象的一面，进而走向了纯粹自我的内在性，当然这种内在性也是由“自我意识”建立起来的。黑格尔一方面嘲笑康德，“在人认识之前，他应该认识那认识能力。这和一个人在跳下水游泳之前，就想要先学习游泳是同样的可笑。”〔9〕黑格尔认为康德对于人的认识能力本身的反省也是一种认识，并不能完全跳出近代唯理论的窠臼，黑格尔看到了康德知识论哲学的二元论倾向，但另一方面，黑格尔也嘲笑经由费希特和谢林发展起来的“绝对自我”，认为就像“黑夜观牛、一切皆黑”，“绝对自我”只是设立起了“自我意识”的封闭性，而不能真正达至对象（实存）本身，黑格尔自己则力图用历史辩证法来打破实体与主体的界限，倡导“实体即主体”，认为经由感性确定性、意谓、知性、理性、绝对理性的精神成长过程，最终能够达至“绝对即精神”，但总体而言，黑格尔的尝试仍旧没有走出“意识的内在性”。
二、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破镜方案
在索恩–雷特尔看来，无论是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和先验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成长史，它们都只是意识内在性的虚假镜像，既无法真正通达、切中外部对象，也无法阐释清楚自身统觉和综合能力的真实来源，索恩–雷特尔依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前几章中关于商品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方案，即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对于思维抽象的奠基性作用，索恩–雷特尔所提出的社会综合作用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蕴，其一，“社会综合”是一种功能；其二，“综合的社会”是对于商品交换社会的细致分析；其三，社会综合是一个历史过程。〔10〕索恩–雷特尔认为这三重意蕴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从交换抽象中推导出纯粹知性。”〔11〕为了回应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总问题，索恩–雷特尔也概括出了自己的总问题：商品交换形式的社会综合如何可能？也即社会化是如何通过商品交换而可能的？
其一，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Funktionale Ordnung）被索恩–雷特尔称为他自己的“哥白尼革命”，可见其重要性，但也是因为这一点，他招致了很多的误解。“也只有商品交换的功能性规律才决定着使用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和商品价值的社会有效性。（？）”〔12〕其中的问号是本雅明所做的批注，问号的标注也表明了本雅明的疑惑，本雅明不能理解为什么商品交换决定了使用价值的客观性和商品价值的社会有效性，一般而言，使用价值的客观性由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交换规律决定，国内著名学者张一兵教授在解读到这一点时，也把它归结为索恩–雷特尔在“细节上的毛病”〔13〕，但在细致了解索恩–雷特尔的真实逻辑之后，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恐怕还不能归结为一个“细节”，相反，它是理解索恩–雷特尔的一把钥匙。①“一个物不是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有它被交换，它才是物。它的物的构成是功能性的。”〔14〕“商品交换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了生产的先天之物”。〔15〕索恩-雷特尔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一书中还有大量相关的论述，本文无法一一列举出来，但用一句话来概述就是，交换是商品的根本使命，这也就是索恩–雷特尔自己所指认的“哥白尼革命”，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都是商品生产规制商品消费，一个商品的客观实在性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和生产这个商品所付出的具体劳动，而在索恩–雷特尔的语境中，恰恰颠倒过来了，商品一旦不交换（如使用）就只是物品了，一个商品之所以称为商品就在于它是要用来交换的，否则就不符合商品的概念，这就是索恩–雷特尔的“商品交换规律”，换言之，一个商品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和客观实在性（注意这里是商品而不是物品），就在于它的功能是用来交换的，交换和使用不能同时在场，而商品概念所昭示出来的根本属性就是交换（物品的根本属性是消费），正是商品的这种交换功能才使得商品的生产具有了意义，简言之，“商品的交换功能”恰恰座架了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商品的客观实在性，所以“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就是依靠这种商品的交换功能（本性）来为市场建构秩序，这种商品交换规律加上商品价值规律就使得商品在市场上顺利流通，商品进一步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而货币就具有了类似于康德意义上自我意识的综合作用，但货币的综合作用是一种社会综合，是现实抽象意义上的社会综合，为康德意义上的“综合”奠定了真实的基础（下文的“其三”将会详细展开），这才是索恩–雷特尔的真实逻辑，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商品交换规律绝不是“细节上”的补充，如果仅仅把它归结为索恩–雷特爾在“细节上的毛病”，这就容易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但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这种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既是索恩–雷特尔的独创性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本人对于物质生产活动和具体劳动本身的强调。
其二，商品交換所带来的“综合的社会”。前一点的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解决了商品为什么要交换的问题，即交换是商品的根本使命，但还没有解决商品何以是可交换的问题，即“交换本身是如何可能的”？“立足在其私人的、相互对立的私人所有的孤岛上的鲁滨逊们是在哪里相遇的？”〔16〕索恩–雷特尔自己的答案是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由此便展开了对于商品交换所带来的“综合的社会”的分析。索恩–雷特尔自己也坦言，这一部分的分析“是最困难的”。
索恩–雷特尔首先假定了一个历史前提，即私人所有的原则统治着关系的逻辑，索恩–雷特尔这里有一个独特性的观点，即剥削关系规定了商品交换，从时间上而言，剥削关系的产生在商品交换之前。市场上出现的个人都是原子式个人（鲁滨逊），它们的行为举止，“都是一种实践的唯我论（Praktischer Solipsismus）” 〔17〕，“实践的唯我论”是相对于抽象意义上的唯我论而言的，代表着一种实践中的唯我关系，而他们之所以会去交换商品就是因为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商品的可交换形式首先是一种抽象的量的规定性，在人们的现实交换行为中，产生出了一种交换抽象，这种交换抽象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所有商品都是可以交换的，都体现为纯粹的量的形式，商品的量的形式夷平了所有使用价值的不可通约性，这一点也是《资本论》中商品分析的重点，后来也为卢卡奇所重点阐发。索恩–雷特尔由此便进入了对于商品交换的细致分析，包括价值概念、商品的实体与属性、原子性、因果性等的分析，但这些都只是对于“综合的社会”的静态分析，索恩–雷特尔的真正出彩之处在于他对于商品交换抽象运动的考察和描述。
索恩–雷特尔所考察的社会是一个交换的社会，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商品交换首先意味着这样一种运动，为了获得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让渡其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相对于生产和消费而言的，在交换活动中，商品的交换与商品的使用不能同时在场，“商品在交换中的在场就是生产与消费的不在场（Absenz）”〔18〕，这种交换活动的展开仅仅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但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第二自然（Zweite Natur）”，“第二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社会的、抽象的和功能的实在性”〔19〕，“第二自然”是索恩–雷特尔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区别于第一自然（也即原始自然），也区别于马克思意义上的人化自然，“第二自然”后来也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重点使用的概念，如本雅明的“第二自然”和齐泽克的“崇高客体”概念，“第二自然”也类似于“看不见的手”，它是由人的活动所建立起来的，但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就具有了充分的自主性和客观性，在索恩–雷特尔的语境中，第二自然摒弃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只是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在这种交换关系中，“连一个自然原子也没有”〔20〕，只有居有权或所有权的改变，但另一方面，这种交换关系又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对于第二自然的分析，索恩–雷特尔有两个关键性的指认，一是第二自然是人们交换行为无意识的结果，但这种无意识的交换行为恰恰为知性思维奠基（下一点要展开的），“合乎知性的思想的一般哲学概念的形成，在通过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的现实抽象中，也就是在第二自然中，有其形式的和历史的根源。”〔21〕二是第二自然具有实在性和客观性，这也是它之所以能保证知识客观性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述，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所具有的“统觉作用”就是康德知识论哲学的至上原理，但这种“统觉作用”到底是从何而来的也是一个不明晰的问题，索恩-雷特尔大致也在走着马克思的路线，即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发展恰恰为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真正奠基，这种奠基的具体过程就是通过下一点要实现的。
其三，货币形式的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的转化过程。货币的社会综合作用在索恩–雷特尔的语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关键环节，“理论主体是从借助货币而进行的同一化中产生出来的。理论主体是货币的占有者，”“为了能够重建康德的整个知识哲学及其必然的内在矛盾，人们只需要为了货币的一致的统一，为这个描述添加上‘自我意识的统一，为服务于交换社会的货币综合功能添加上‘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22〕，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货币的社会综合作用具有了康德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货币从商品中分化出来，具有了购买一切商品的能力，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索恩–雷特尔对于货币的分析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
第一，对于货币的现实层面的静态分析。货币具有两种本性，一是实在性，是指货币质料的实在性，经过了骨、贝、金属、电子货币等形态，货币成了商品价值的物性结晶，但在交换行为中，货币的实在性又只是抽象的实在性，“货币应当是由一种不会损耗的而且量上永远不变的质料构成。但是，在整个自然界中没有这样一种质料。与自然材料相比，其标志是纯粹抽象的非物质性。”〔23〕二是功能性，货币的非物质性就是指货币的功能性，它是购买力的象征，具有了强大的社会综合功能，它无限接近于概念上的货币和抽象。
第二，对于货币的历史层面的动态分析，这是交换抽象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关键，索恩–雷特尔此处改变了静态分析的一贯做法，而诉诸发生学的历史溯源。“为概念奠定基础的抽象，完全是其他类型的，而且它们是无需任何推导就现成在此的。这些抽象产生于别处，而且是以不同于思维的方式产生的。”〔24〕不同于思维抽象的“这些抽象”就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抽象，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公元前6、7世纪，爱奥尼亚等一些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货币，而货币的“非物质性的自身几乎不是观念性的，但是对它的注意却只有思想上才可能，并且准确来说，只有在概念性的思维形式之中才可能。”〔25〕由此才产生了古希腊哲学，换言之，巴门尼德等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只是对于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索恩–雷特尔此处所指认的就是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抽象在时间上对于思维抽象的优先性，交换行为是纯粹物理性的行为，“商品交换的本质是，它不是由思想家创造出来的，它的起源不在人的思维之中，而在人的行动（Tun）”〔26〕，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27〕“纯粹知性的概念形式越过货币的途径，直接从交换行为的抽象的物理性中产生出来。”〔28〕索恩-雷特尔的这种论述方式是非常“奇怪”的，这也与他的思考主题密切相关，他的这种由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所建立起来的综合的社会（第二自然），仅仅为我们的知性的抽象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前提，但索恩-雷特尔的真正贡献就在于肯定了商品交换的现实抽象本身，而且这种现实抽象是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关键。
三、索恩–雷特尔的破镜方案评议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相较于其宏大的社会批判理论，知识论的批判性研究则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也写就了《认识与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一书，但他的真正兴趣还在于“解放的兴趣”，“认识的兴趣”服务于“解放的兴趣”和社会批判理论，他虽然肯认了劳动对于认识的基础性作用，但他同时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非反思的，所以哈贝马斯的认识论批判是想恢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思性维度，因此也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的理论重心落在批判的维度，而在奠基的维度上却了无进展。”〔29〕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索恩–雷特尔却在知识论的奠基问题上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之间建立起了批判性的联结，之所以是“批判性的”，其原因就在于他所指认的“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具有“意识内在性”的根本特征，还是一种“镜式本质”，并没有阐释清楚自身综合能力的真实起源。索恩–雷特尔针对先验自我意识和纯粹知性范畴的“先天综合”，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方案，即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这种社会综合作用恰恰为“先天综合”奠基，因此，索恩–雷特尔在为先验知识论奠基的问题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也是索恩–雷特尔独特的学术“发现”和学术贡献，更为难得的是，他的学术旨趣从一而终，一生都在论证他的“直觉性洞见”，即在商品交换中发现了先验主体。尽管他的学术旨趣的单线条导致了他在思想史上的“默默无闻”，但近年来随着齐泽克、维尔诺等人的强势介入，使得索恩–雷特尔的学术贡献又为思想界所重视了。
索恩–雷特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方案也有一些过渡或缺失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索恩–雷特尔所重点考察的是交换行为所导致的现实抽象，他所重点关注的领域是交换领域，重点考察了由交换抽象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微观机制，交换领域也是马克思所重点考察的领域，这是索恩-雷特尔洞穿意识内在性的根本途径，但马克思的视域本身还要宽广得多，生产、消费、流通等多个环节的统一体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现实，而且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由物质生产活动所构成的生产领域才是洞穿意识内在性的关键环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索恩-雷特尔对于马克思的偏离；其二，索恩–雷特尔在论述货币抽象向思维抽象转化时，承认这是洞穿意识内在性的“关键一步”，他的论证方式有两种，一是关于货币形式的静态分析（包括对于“第二自然”的综合的社会的分析），二是关于货币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的动态分析，但他的主要论证方式是第二种，即发生学的历史溯源，而且用了很大篇幅，但这种历史溯源的方法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给人的感觉是逻辑不严谨；其三，索恩-雷特尔在论述货币抽象时，认为我们在现实交换行为中都预设了货币质料的不变性，但实际中货币肯定会发生质料的变化，而我们又都默许了这种变化，这正是现实抽象的真正表现，但索恩-雷特尔也指出，货币必须具有物质实在性，不可能存在思想上的货币，这显然在如今的虚拟货币的现实社会中，索恩-雷特尔的观点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其四，索恩–雷特尔所重点考察的“历史序列”经常变化，他所重点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资本主义社会是完成了的商品社会，商品的交换是商品生产的可能性条件（前文的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交换是完全分离的，但在考察交换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的环节时（洞穿意识内在性的关键环节），索恩–雷特尔又往往会不自觉地把对于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应用到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这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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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52.
〔13〕张一兵.先天观念综合的现实历史基础——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初解〔J〕.学术月刊，2016（10）.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
〔29〕谢永康.综合的社会起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两个方案〔J〕.教学与研究，2015（2）.
（责任编辑：颜冲）
〔摘要〕索恩–雷特尔对于传统认识论的基本诊断就是“意识的内在性”，“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是一种“镜式本质”的知识论，无法阐释清楚自身综合能力的真实起源，归根结底是虚假的“镜像”，不能走出意识的内在性，索恩–雷特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方案，主张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对于思维抽象的奠基性作用，进而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之间”建立起了批判性的联结，这种联结是索恩–雷特尔独特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发现，但也有其自身的问题。
〔关键词〕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意识内在性；社会综合；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3-0143-06
①Alfred SohnRethel（1899—1990），代表作有《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1971）、《认识的社会理论》（1985）、《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1920—1989）、《货币：先天的纯粹铸币》（1990）等。
②此书初版于1970年，当时的书名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社会综合的理论》（Geistige und k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1989年出版了修订版，修订版的书名改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Geistige und krperliche Arbeit： Zur Epistemplogie der abendlndischen Geschichte），修订版的中譯本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谢永康、侯振武译。
〔作者简介〕李弦，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让新，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1731。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①，被齐泽克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1〕， “同路人”的定位有两重意思，一是指索恩–雷特尔与法兰克福学派走得很近，他与本雅明、阿多诺、布洛赫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都有密切接触；二是指索恩–雷特尔又仅仅只是与法兰克福学派“同路”而已，并没有加入法兰克福学派，用索恩–雷特尔自己的话说，他仅仅只是学术史上的“局外人”，这既与他后来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有关，也与他自身的学术旨趣有关，他所关注的问题很狭窄而且从一而终，他耗费了68年写就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一书②，他一生的努力都在于力图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破解先验认识论难题，也正是他的学术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学术魅力。
一、意识内在性的虚假镜像：索恩–雷特尔所要解决的认识论问题
“镜子”的隐喻在认识论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照镜子”比喻了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另一方面，“镜像”的获得又标识了我们认识本身的性质，理查德·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指出：“如果没有类似于镜子的心的观念，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没有后一种观念，笛卡尔和康德共同采取的研究策略——即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就不会讲得通了。”〔2〕罗蒂把心灵比作一面伟大的镜子，“心为自然之镜，”在罗蒂的语境中，“心灵之镜”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念论，通过洞穴喻表明了理念对于“意见”的超越；二是以笛卡尔为代表，“我思”获得了独立地位，自此心灵之镜就成了知识的可靠性来源；三是以康德为代表，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进一步肯定了心灵之镜在认识论中的决定性作用，但罗蒂认为“心灵之镜”归根结底是“一面变了形的镜子、一面中了魔的镜子” 〔3〕，镜子的成像归根结底不能等同于实存本身，因此罗蒂也提出了自己的“破镜”方案，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论代替了“镜式本质”的知识论，最终走向了协同性和相对主义的真理观，罗蒂对于传统认识论的诊断是成功的，但开出的药方却是失败的，他认识到了传统认识论的“镜式本质”是虚假的镜像，认为它们根本走不出意识的内在性，但他自己却走向了协同性的真理观，即真理并不在于认识与实在是否相符合，而在于我们的认识在主体间能否达成共识、是否有用，进而彻底抛弃了实在一面。与罗蒂相反，对于意识内在性虚假镜像的存在论破镜也有两种方案，一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变革，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哲学史都遗忘了存在，无论是他早期在《存在与时间》中，试图以“此在”的方式来通达存在，还是他中后期提出的思、诗、艺术等方式通达存在，他都力图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来抨击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意识内在性；二是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探讨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存在论革命是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在思想史上，马克思正是发动了感性活动的存在论变革，才走出了传统认识论哲学意识内在性的封闭，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所发动的存在论变革决不仅仅是在哲学层面上的，对于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的探讨不能止步于实践、感性活动的抽象指认，而必须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去考察马克思对于意识内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索恩–雷特尔所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所针对的问题就是“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他的破镜方案就是通过对于商品交换形式的分析，发现了商品交换中的先验主体，阐发了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作用对于先验知识论的奠基作用。
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传统形而上学与知识论传统基本上是等同的，自笛卡尔以降，知识论哲学取得了主导地位，拥有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纯粹的理论态度、范畴论路向和意识的内在性〔4〕，而其中意识的内在性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核心，从存在论的层面来探讨马克思对于意识内在性的洞穿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主要努力方向，但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一方面，探讨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还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而言的，肯认了马克思发动的感性活动的存在论革命，但没有更深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去探讨；另一方面，对于意识内在性的批判主要是指意识本身不能真正通达对象，而对于意识能力的产生本身则探讨得较少。索恩–雷特尔的独特贡献恰恰在于这两方面，一方面，他对于意识形态和知识论传统的批判并没有走向“知识的元批判”，“我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完全没有走向意识形态批判自身，而只是凭借它走向了存在批判（Seinskritik）。”〔5〕索恩–雷特尔主张从存在论的层面来批判意识的内在性，而且他深入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通过商品交换形式的分析，把握了其中的先验主体，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之间建立起了批判性的联结，这是很独特的联结；另一方面，索恩–雷特尔不仅批判了意识的内在性，认为意识不能真正通达对象，他还揭示了意识内在性的真实起源，即意识自足性的社会起源。
“在这种哲学的路径上，人们实际上并不能超越内在性的高墙，因为这是纸上谈兵，其自身还是内在性的工具。超越只能是存在的现实变革，即行动”。〔6〕索恩–雷特尔认为，从哲学上来探讨对于认识论的超越问题，实际上还是纸上谈兵，并不能真正超越意识的内在性，并不能真实地切中外部对象，真正的超越只能是现实行动，索恩–雷特尔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的致思取向倒是高度一致，马克思认为纯粹地从哲学上来探讨认识论的批判问题只会陷入经院哲学的窠臼。沿着马克思的路径，索恩–雷特尔还开辟了知识论批判的另一个向度，即“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无法阐明其自身综合能力的真实来源，换言之，传统的认识论批判只是批判了其意识的内在性无法真正通达对象，这是“往后做”，而索恩–雷特尔认为真正的认识论批判必须深入到更加本源的层次，必须揭示意识内在性及其能动性的真实起源，即“向前做”。“康德主要努力的方向是证明脑力劳动的自我奠定的自律”，“在康德的整个努力中自始至终残留着的二元论，是对资本主义现象的更为真实的反映；这些后继者们通过将所有东西都纳入‘精神内在性而摆脱了这种二元论。”〔7〕“在康德那里，最初的真正的起源问题变得畸形了，变成了执行单纯内在地分析‘我们的认识能力这一任务；进而，黑格尔在内在性这同一面旗帜下做了发展：将思维结构内部的逻辑假设关系同时看作思维在发生学上的构成型关联（Konstitutionszusammenhang），这样一来，被抛弃的起源问题对自身以及对我们伪装成内在性的持存，辩证法则以演绎的方式伪装成真理的绝对体系。”〔8〕这就是索恩–雷特尔所指认的“黑格尔框架中的知识论问题”。
康德知识论哲学的总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在追问“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时，康德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的事实前提，即“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知识不仅是
①关于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社会综合作用），以及这种观念所招致的误解，可参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知识理论的批判性联结——索恩-雷特尔对于先验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清算》，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5期。
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对于“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的分析就形成了康德的先验感性论，通过对于数学和几何学知识的分析，康德发现了数学知识中的“先天直观形式”，这就是对于感性知识的分析。对于“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追问形成了康德知识论问题的重头戏，即先验分析论，也是对于知性知识的分析，康德正是在此步骤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认识的真理性不在于我们的认识去符合外在对象，而是外在对象符合我们的知性范畴，也即“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康德认为知识的客观性就在于，人的知性范畴通过想象力和图形作用于感性材料，从而保证了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而知性范畴之所以有能力去统觉感性材料，恰恰就在于其范畴背后的先验自我意识，先验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正是康德知识论哲学的至上原理。康德的知识论哲学本来还有一个层次，即对于理性知识的分析，但康德认为这种知识严格意义上是非法的，是知性超越了界限而滥用的结果，所以康德更多的是把理性放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来讨论，即“人的实践理性为自由立法”。综上可见，康德知识论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知性范畴的先验论，即先验范畴对于感性材料的统觉作用。但在康德的知识论语境中，始终保留了“物自体”的存在，这也引起了费希特的强烈不满，费希特批判康德只有“四分之三的头脑”，另外“四分之一”的头脑则留给了现象和“物自体”，费希特则在康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康德的经验一面彻底抛弃了，通过自我设定自身、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确立起了“自我”的绝对同一性，这就抛弃了康德的“物自体”和现象的一面，进而走向了纯粹自我的内在性，当然这种内在性也是由“自我意识”建立起来的。黑格尔一方面嘲笑康德，“在人认识之前，他应该认识那认识能力。这和一个人在跳下水游泳之前，就想要先学习游泳是同样的可笑。”〔9〕黑格尔认为康德对于人的认识能力本身的反省也是一种认识，并不能完全跳出近代唯理论的窠臼，黑格尔看到了康德知识论哲学的二元论倾向，但另一方面，黑格尔也嘲笑经由费希特和谢林发展起来的“绝对自我”，认为就像“黑夜观牛、一切皆黑”，“绝对自我”只是设立起了“自我意识”的封闭性，而不能真正达至对象（实存）本身，黑格尔自己则力图用历史辩证法来打破实体与主体的界限，倡导“实体即主体”，认为经由感性确定性、意谓、知性、理性、绝对理性的精神成长过程，最终能够达至“绝对即精神”，但总体而言，黑格尔的尝试仍旧没有走出“意识的内在性”。
二、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破镜方案
在索恩–雷特尔看来，无论是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和先验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成长史，它们都只是意识内在性的虚假镜像，既无法真正通达、切中外部对象，也无法阐释清楚自身统觉和综合能力的真实来源，索恩–雷特尔依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前几章中关于商品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方案，即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对于思维抽象的奠基性作用，索恩–雷特尔所提出的社会综合作用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蕴，其一，“社会综合”是一种功能；其二，“综合的社会”是对于商品交换社会的细致分析；其三，社会综合是一个历史过程。〔10〕索恩–雷特尔认为这三重意蕴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从交换抽象中推导出纯粹知性。”〔11〕为了回应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总问题，索恩–雷特尔也概括出了自己的总问题：商品交换形式的社会综合如何可能？也即社会化是如何通过商品交换而可能的？
其一，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Funktionale Ordnung）被索恩–雷特尔称为他自己的“哥白尼革命”，可见其重要性，但也是因为这一点，他招致了很多的误解。“也只有商品交换的功能性规律才决定着使用价值的客观实在性和商品价值的社会有效性。（？）”〔12〕其中的问号是本雅明所做的批注，问号的标注也表明了本雅明的疑惑，本雅明不能理解为什么商品交换决定了使用价值的客观性和商品价值的社会有效性，一般而言，使用价值的客观性由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交换规律决定，国内著名学者张一兵教授在解读到这一点时，也把它归结为索恩–雷特尔在“细节上的毛病”〔13〕，但在细致了解索恩–雷特尔的真实逻辑之后，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恐怕还不能归结为一个“细节”，相反，它是理解索恩–雷特尔的一把钥匙。①“一个物不是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有它被交换，它才是物。它的物的构成是功能性的。”〔14〕“商品交换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了生产的先天之物”。〔15〕索恩-雷特尔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一书中还有大量相关的论述，本文无法一一列举出来，但用一句话来概述就是，交换是商品的根本使命，这也就是索恩–雷特尔自己所指认的“哥白尼革命”，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都是商品生产规制商品消费，一个商品的客观实在性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和生产这个商品所付出的具体劳动，而在索恩–雷特尔的语境中，恰恰颠倒过来了，商品一旦不交换（如使用）就只是物品了，一个商品之所以称为商品就在于它是要用来交换的，否则就不符合商品的概念，这就是索恩–雷特尔的“商品交换规律”，换言之，一个商品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和客观实在性（注意这里是商品而不是物品），就在于它的功能是用来交换的，交换和使用不能同时在场，而商品概念所昭示出来的根本属性就是交换（物品的根本属性是消费），正是商品的这种交换功能才使得商品的生产具有了意义，简言之，“商品的交换功能”恰恰座架了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商品的客观实在性，所以“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就是依靠这种商品的交换功能（本性）来为市场建构秩序，这种商品交换规律加上商品价值规律就使得商品在市场上顺利流通，商品进一步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而货币就具有了类似于康德意义上自我意识的综合作用，但货币的综合作用是一种社会综合，是现实抽象意义上的社会综合，为康德意义上的“综合”奠定了真实的基础（下文的“其三”将会详细展开），这才是索恩–雷特尔的真实逻辑，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商品交换规律绝不是“细节上”的补充，如果仅仅把它归结为索恩–雷特爾在“细节上的毛病”，这就容易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但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这种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既是索恩–雷特尔的独创性所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本人对于物质生产活动和具体劳动本身的强调。
其二，商品交換所带来的“综合的社会”。前一点的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解决了商品为什么要交换的问题，即交换是商品的根本使命，但还没有解决商品何以是可交换的问题，即“交换本身是如何可能的”？“立足在其私人的、相互对立的私人所有的孤岛上的鲁滨逊们是在哪里相遇的？”〔16〕索恩–雷特尔自己的答案是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由此便展开了对于商品交换所带来的“综合的社会”的分析。索恩–雷特尔自己也坦言，这一部分的分析“是最困难的”。
索恩–雷特尔首先假定了一个历史前提，即私人所有的原则统治着关系的逻辑，索恩–雷特尔这里有一个独特性的观点，即剥削关系规定了商品交换，从时间上而言，剥削关系的产生在商品交换之前。市场上出现的个人都是原子式个人（鲁滨逊），它们的行为举止，“都是一种实践的唯我论（Praktischer Solipsismus）” 〔17〕，“实践的唯我论”是相对于抽象意义上的唯我论而言的，代表着一种实践中的唯我关系，而他们之所以会去交换商品就是因为商品的可交换性形式。商品的可交换形式首先是一种抽象的量的规定性，在人们的现实交换行为中，产生出了一种交换抽象，这种交换抽象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所有商品都是可以交换的，都体现为纯粹的量的形式，商品的量的形式夷平了所有使用价值的不可通约性，这一点也是《资本论》中商品分析的重点，后来也为卢卡奇所重点阐发。索恩–雷特尔由此便进入了对于商品交换的细致分析，包括价值概念、商品的实体与属性、原子性、因果性等的分析，但这些都只是对于“综合的社会”的静态分析，索恩–雷特尔的真正出彩之处在于他对于商品交换抽象运动的考察和描述。
索恩–雷特尔所考察的社会是一个交换的社会，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商品交换首先意味着这样一种运动，为了获得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必须让渡其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相对于生产和消费而言的，在交换活动中，商品的交换与商品的使用不能同时在场，“商品在交换中的在场就是生产与消费的不在场（Absenz）”〔18〕，这种交换活动的展开仅仅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但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第二自然（Zweite Natur）”，“第二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社会的、抽象的和功能的实在性”〔19〕，“第二自然”是索恩–雷特尔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区别于第一自然（也即原始自然），也区别于马克思意义上的人化自然，“第二自然”后来也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重点使用的概念，如本雅明的“第二自然”和齐泽克的“崇高客体”概念，“第二自然”也类似于“看不见的手”，它是由人的活动所建立起来的，但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就具有了充分的自主性和客观性，在索恩–雷特尔的语境中，第二自然摒弃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只是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在这种交换关系中，“连一个自然原子也没有”〔20〕，只有居有权或所有权的改变，但另一方面，这种交换关系又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对于第二自然的分析，索恩–雷特尔有两个关键性的指认，一是第二自然是人们交换行为无意识的结果，但这种无意识的交换行为恰恰为知性思维奠基（下一点要展开的），“合乎知性的思想的一般哲学概念的形成，在通过商品交换的社会综合的现实抽象中，也就是在第二自然中，有其形式的和历史的根源。”〔21〕二是第二自然具有实在性和客观性，这也是它之所以能保证知识客观性的根源，正如前文所述，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所具有的“统觉作用”就是康德知识论哲学的至上原理，但这种“统觉作用”到底是从何而来的也是一个不明晰的问题，索恩-雷特尔大致也在走着马克思的路线，即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发展恰恰为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真正奠基，这种奠基的具体过程就是通过下一点要实现的。
其三，货币形式的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的转化过程。货币的社会综合作用在索恩–雷特尔的语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关键环节，“理论主体是从借助货币而进行的同一化中产生出来的。理论主体是货币的占有者，”“为了能够重建康德的整个知识哲学及其必然的内在矛盾，人们只需要为了货币的一致的统一，为这个描述添加上‘自我意识的统一，为服务于交换社会的货币综合功能添加上‘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22〕，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货币的社会综合作用具有了康德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统觉作用，货币从商品中分化出来，具有了购买一切商品的能力，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索恩–雷特尔对于货币的分析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
第一，对于货币的现实层面的静态分析。货币具有两种本性，一是实在性，是指货币质料的实在性，经过了骨、贝、金属、电子货币等形态，货币成了商品价值的物性结晶，但在交换行为中，货币的实在性又只是抽象的实在性，“货币应当是由一种不会损耗的而且量上永远不变的质料构成。但是，在整个自然界中没有这样一种质料。与自然材料相比，其标志是纯粹抽象的非物质性。”〔23〕二是功能性，货币的非物质性就是指货币的功能性，它是购买力的象征，具有了强大的社会综合功能，它无限接近于概念上的货币和抽象。
第二，对于货币的历史层面的动态分析，这是交换抽象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关键，索恩–雷特尔此处改变了静态分析的一贯做法，而诉诸发生学的历史溯源。“为概念奠定基础的抽象，完全是其他类型的，而且它们是无需任何推导就现成在此的。这些抽象产生于别处，而且是以不同于思维的方式产生的。”〔24〕不同于思维抽象的“这些抽象”就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抽象，在索恩–雷特尔看来，公元前6、7世纪，爱奥尼亚等一些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货币，而货币的“非物质性的自身几乎不是观念性的，但是对它的注意却只有思想上才可能，并且准确来说，只有在概念性的思维形式之中才可能。”〔25〕由此才产生了古希腊哲学，换言之，巴门尼德等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只是对于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索恩–雷特尔此处所指认的就是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抽象在时间上对于思维抽象的优先性，交换行为是纯粹物理性的行为，“商品交换的本质是，它不是由思想家创造出来的，它的起源不在人的思维之中，而在人的行动（Tun）”〔26〕，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27〕“纯粹知性的概念形式越过货币的途径，直接从交换行为的抽象的物理性中产生出来。”〔28〕索恩-雷特尔的这种论述方式是非常“奇怪”的，这也与他的思考主题密切相关，他的这种由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所建立起来的综合的社会（第二自然），仅仅为我们的知性的抽象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前提，但索恩-雷特尔的真正贡献就在于肯定了商品交换的现实抽象本身，而且这种现实抽象是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关键。
三、索恩–雷特尔的破镜方案评议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相较于其宏大的社会批判理论，知识论的批判性研究则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也写就了《认识与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一书，但他的真正兴趣还在于“解放的兴趣”，“认识的兴趣”服务于“解放的兴趣”和社会批判理论，他虽然肯认了劳动对于认识的基础性作用，但他同时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非反思的，所以哈贝马斯的认识论批判是想恢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思性维度，因此也有学者指出，“哈贝马斯的理论重心落在批判的维度，而在奠基的维度上却了无进展。”〔29〕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索恩–雷特尔却在知识论的奠基问题上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之间建立起了批判性的联结，之所以是“批判性的”，其原因就在于他所指认的“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知识论问题”具有“意识内在性”的根本特征，还是一种“镜式本质”，并没有阐释清楚自身综合能力的真实起源。索恩–雷特尔针对先验自我意识和纯粹知性范畴的“先天综合”，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方案，即商品交换规律的社会综合，这种社会综合作用恰恰为“先天综合”奠基，因此，索恩–雷特尔在为先验知识论奠基的问题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也是索恩–雷特尔独特的学术“发现”和学术贡献，更为难得的是，他的学术旨趣从一而终，一生都在论证他的“直觉性洞见”，即在商品交换中发现了先验主体。尽管他的学术旨趣的单线条导致了他在思想史上的“默默无闻”，但近年来随着齐泽克、维尔诺等人的强势介入，使得索恩–雷特尔的学术贡献又为思想界所重视了。
索恩–雷特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镜方案也有一些过渡或缺失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索恩–雷特尔所重点考察的是交换行为所导致的现实抽象，他所重点关注的领域是交换领域，重点考察了由交换抽象过渡到思维抽象的微观机制，交换领域也是马克思所重点考察的领域，这是索恩-雷特尔洞穿意识内在性的根本途径，但马克思的视域本身还要宽广得多，生产、消费、流通等多个环节的统一体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现实，而且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由物质生产活动所构成的生产领域才是洞穿意识内在性的关键环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索恩-雷特尔对于马克思的偏离；其二，索恩–雷特尔在论述货币抽象向思维抽象转化时，承认这是洞穿意识内在性的“关键一步”，他的论证方式有两种，一是关于货币形式的静态分析（包括对于“第二自然”的综合的社会的分析），二是关于货币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的动态分析，但他的主要论证方式是第二种，即发生学的历史溯源，而且用了很大篇幅，但这种历史溯源的方法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给人的感觉是逻辑不严谨；其三，索恩-雷特尔在论述货币抽象时，认为我们在现实交换行为中都预设了货币质料的不变性，但实际中货币肯定会发生质料的变化，而我们又都默许了这种变化，这正是现实抽象的真正表现，但索恩-雷特尔也指出，货币必须具有物质实在性，不可能存在思想上的货币，这显然在如今的虚拟货币的现实社会中，索恩-雷特尔的观点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其四，索恩–雷特尔所重点考察的“历史序列”经常变化，他所重点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资本主义社会是完成了的商品社会，商品的交换是商品生产的可能性条件（前文的商品交换规律的功能性构序），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交换是完全分离的，但在考察交换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的环节时（洞穿意识内在性的关键环节），索恩–雷特尔又往往会不自觉地把对于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应用到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这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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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