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
王建刚
摘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两大伟大发现之一。然而，其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长期的理论准备和逻辑演变。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经历了《博士论文》时期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观念史观、克罗茨纳赫时期以政治异化為特征的异化史观、“巴黎手稿”时期以经济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劳动史观、《神圣家族》时期科学阐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要素，到布鲁塞尔时期为历史观的唯物主义转向提供理论准备，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对唯物史观的全面系统阐述。科学梳理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有助于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要义，这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时指出：“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因此，对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及其理论特质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把握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本文拟基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认真研读与系统分析，梳理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
一、《博士论文》时期：构筑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观念史观
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观念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和初始形态。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之进行了阐发。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观念史观的错误立场，倡导张扬人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并将之作为自己的历史观立场。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谈论世界历史表现原则时提到了自我意识，认为：“从这个仍然是特殊的自由的形式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显然，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自我意识只是客观精神逻辑展开的一个中间环节。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和其他自我意识哲学家，他对自我意识哲学体系的钻研，主要是基于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政治需要，其目标是将人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体，而不是相反。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是借助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来表达他的这一观点的。
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都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但在涉及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时，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别。伊壁鸠鲁除和德谟克利特共同承认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是直线式的下落之外，他还认为原子在下落过程中存在着偏斜运动。马克思认为这一点是伊壁鸠鲁哲学的重要特征，始终贯穿于其整个哲学体系之中。马克思对此十分认同，认为这种认识打破了机械决定论和盲目必然性的支配。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原子偏离直线运动在哲学上彰显了人的能动性。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原子只有直线运动，那就是把原子只看作空间的一个点，只有空间的规定性，缺乏自我运动的原则。而伊壁鸠鲁在承认直线运动的同时，还提出存在着偏离直线的运动，从而赋予原子以能动性。原于发生偏斜运动，必然会导致众多原子之间相互碰撞，而众多原子的冲击和碰撞的结果是世界的形成。故此，马克思肯定了卢克莱修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评价，承认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性。马克思虽然很重视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所包含的对自由的追求，但他不同意伊壁鸠鲁把自由仅仅看作自我意识的衍生，看作与外部世界无关的东西。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在抽象的个别性概念，即独立性和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应该在它的存在中予以表述的地方，到处都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3]。可见，马克思赋予人的自我意识以脱离痛苦和枷锁的无限可能性。这种虽则抽象的观念史观却也蕴含着批判的锋芒，隐隐指向了当时德国腐朽的现实。
基于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期间，勾勒出了以自我意识为原则的观念史观，它脱离了黑格尔的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观念建构原则，强调自我意识与外界的统一。尽管此时的马克思仍然将建构原则放置于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中，但他的这种建构在本质上仍然是以某一原则为出发点的，忽视了人类的物质生存现实，隐入了用观念来说明历史的唯心史观。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实践，其历史观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历史观的考察，逐渐突破了仅仅从观念层面进行阐释的局限，而转向普遍的现实物质生活。但是，他此时的历史观仍然是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本质上没有超越唯心主义历史观。
二、克罗茨纳赫时期：构筑以政治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史观
《莱茵报》因革命倾向被查封后，马克思回到了克罗茨纳赫。在克罗茨纳赫，他继续进行新的科学研究，反思在《莱茵报》期间碰到的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通过研究，他发现了黑格尔历史观的问题所在。按照黑格尔的历史观，普鲁士国家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是人类自由精神的实现。可是大量事实证明，普鲁士国家在思想、政治和经济上总是在极力维护封建贵族、特权等级的利益。这些不争的事实，开始促使马克思对原先信仰的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产生怀疑，并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毋庸置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黑格尔的看法充斥着唯心主义的味道。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关系只不过是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而已。显然，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马克思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这种把现实关系头足倒置的认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思辨唯心主义。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把市民社会看做政治国家产生的基础，从而否定了黑格尔之国家产生于理念的错误观点，实现了对国家概念本质认识的唯物主义转向。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立足于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出发，系统考察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相异化的内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古代的奴隶社会，国家并没有采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虚幻共同体形态，其在本质上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实体性的统一。在封建社会，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的统一达到了顶峰，市民社会的一般等级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等级。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内在统一被打破，变成了两个相异的领域，政治国家在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凌驾于一切社会阶级之上的利益共同体，变成了一种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的力量。这种以彼岸之物呈现的状态，从本质上讲，无非是展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矛盾即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异化。同时，马克思还认为，政治制度同现存的宗教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宗教以超验的形式反映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即以其唯心主义幻想掩盖了阶级矛盾及其利益对立。
总的说来，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系统论述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和政治国家自身存在的异化问题，构建了以政治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史观，为进一步构筑唯物史观开辟了新的路径。
三、“巴黎手稿”时期：构筑以劳动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史观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构筑的政治异化史观，仅仅是将对历史观的研究置于政治层面，而并未深入到经济层面。到了“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开始重点研究经济学，深刻剖析市民社会本身，并深入经济基础内部去分析上层建筑异化的现象，由此确立了以异化劳动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观架构。
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其思想渊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异化的理论。但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囿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理论，而是从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入手进行逻辑建构的，而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恰恰又是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现象学哲学批判思路的延续[4]。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着眼于对现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摒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色彩。
基于主体的本质规定，将异化界定为人自身类本质的分化和对立，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异化理论的特点。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坚持了这一理论特质，即把异化问题同主客体关系联系在一起。黑格尔从绝对观念出发来探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绝对观念是异化的主体，异化是绝对观念的对象化，并又重新回归自身的永不停息的运动过程。显然，他这种异化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念异化论。费尔巴哈不同于黑格尔，他倡导一种人本主义异化理论，提出了“主体在人”的命题，将黑格尔头足倒立的异化理论颠倒过来。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却又将人的本质对象化为一个独立于人的精神实体，从本质上讲，其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摒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抽象性和唯心主义特质，力图寻求异化的现实根源。于是，他重点分析和研究了国民经济学，对经济学说史进行了系统总结。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发现异化的现实主体，他们把劳动和劳动者分开，只研究劳动而不研究劳动者。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现实主体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观念，也不是费尔巴哈所强调的抽象的人，更不是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一般，而是长期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即无产者。
在确立了无产者为异化的现实主体之后，马克思转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的现实表现的分析。在他看来，国民经济学家不能够“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5]267。他们将这些联系放置于虚构的原始状态。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应该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来探讨异化问题。那么，当时的经济事实又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当时的经济事实充满矛盾：工人的实际生产与其所获得的财富不成比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其获得的则越少、变得越贫穷。这一经济事实无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5]267-268不难看出，马克思看到了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关系中，包括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即对象化和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对象化和异化并非两个毫不相关的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劳动的对象化，不仅仅表现为劳动者创造出劳动产品，同时，它还表现为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一个同其相对立的异己力量。这样，劳动者与其产品的关系就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从劳动产品的异化出发，进一步探讨了工人自身本质的异化、外化。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还表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行为中。假如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中使自身发生了异化，那么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又如何会成为一种与工人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呢？循着这个思路，马克思就从对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外在关系的分析，逐渐转向了对劳动者与自己劳动的关系的分析。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的劳动是自由的，不存在强制和压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也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是一种极其不自由的劳動，工人所从事的劳动是一种外在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属于工人自己的，而是属于别人的；不是为了满足其本性，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以外的其他需要即生存需要。故此，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异化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其矛盾必然推动着这个社会灭亡，即朝着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矛盾及其本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确立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实质，从而超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但是，从本质上讲，这种理论仍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难免会带有人本主义哲学的痕迹。
四、《神圣家族》时期：科学阐释构筑历史观的基本要素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合作的论战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要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巴黎手稿”时期所确立的异化劳动历史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沿着“巴黎手稿”的异化劳动思想，对历史的发源地问题展开系统阐释。历史的发源地问题是历史观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以往许多哲学家们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黑格尔把绝对观念当作历史的发源地，鲍威尔则追随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看作历史的发源地。
针对旧哲学对历史发源地问题的唯心主义回答，马克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从物质生产层面来阐释历史的发源地，指出历史的根本内容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性生产活动；对某一历史时期的认识，不能够仅仅停留于研究其所处时期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该时期的生产方式。因此，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而在地上；不是观念，而是物质生产。
在明确了历史的发源地之后，马克思又重点考察了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他在《德法年鉴》中指出：“犹太精神是通过历史、在历史中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发展用神学家的眼睛看不到，而只有用世俗人的眼睛才能看到，因为这种发展不是在宗教学说中，而是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6]308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两种认识和观察历史的方法：一种是“神学家的眼睛”，即鲍威尔唯心主义历史观；另一种是“世俗的眼睛”，即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第二种考察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在考察历史时，必须立足于当时物质生产的客观情况，尤其是要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
在科学地诠释了历史的发源地、考察了历史的基本方法等问题的基础上，马克思紧接着又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鲍威尔思辨的历史目的论。鲍威尔把真理置于历史之上，又把历史置于人之上。在他看来，真理是一台用来自己证明自己对错的机器，人生存生活的目的就是遵循真理。正像植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理论充饥，也即证明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在鲍威尔看来，人和历史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真理为自我意识所认识。马克思极力反对鲍威尔这种错误的历史目的论的观点。他认为，目的性是人的活动的特性，历史并不具有某种目的论的即近乎天命的神秘意旨。历史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而不是人的活动之外。任何颠倒人与历史的关系，任何把历史看成抽象的主体、把人看成实现历史的工具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它们最终都必将走向历史宿命论。
此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鲍威尔等人把人民群众同历史错误地对立起来，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发展的阻力和障碍，认为：“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和没有取得富有影响的成效，正是因为群众对这些活动表示关注和怀有热情。”[6]286马克思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与他们正好相反，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这一前提出发，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法国大革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并无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力量，据此，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287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系统阐释了历史的发源地、考察历史的方法，以及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问题，从而逐渐走向全面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进程。
五、布鲁塞尔时期：为历史观的唯物转向提供理论准备
从《神圣家族》时期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由于法国政府的迫害，马克思被迫从巴黎移居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他继续对历史观问题进行研究，重点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并撰写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两部重要著作，为其历史观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马克思批判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一部评论性著作。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极力掩盖其理论的实质，宣称德国保护关税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马克思针对李斯特的错误理论前提进行了严厉批判。马克思认为，李斯特把生产力和交换价值对立起来，把生产力看成一种精神性力量，这是唯心主义生产力观，因为从本质上讲，生产力并非一种不可捉摸的精神性力量，而是一种物质力量。因此，对生产力的考察不能像李斯特那样，完全脱离社会制度进行抽象考察。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表明人的劳动更富有成效，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断加强。这表明，马克思开始着手从现代制度视角考察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做法与之前撇开劳动的实现形式，从主体的本质角度考察历史发展相比前进了一大步，更接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将全面呈现的历史唯物主义。
如果说《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着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唯物主义历史观，那么，几乎同期写作的另一部论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更进一步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转入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并分析了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将历史观明确奠基于实践之上。尽管此时提出的实践观在马克思1845年春提出来的一些新观点中并不是主要的，它甚至不可能代表马克思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的实践观的本质内容[7]，但是马克思这时的一大突破是已然将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和历史观之中。马克思明确地把感性的人的活動当做人的本质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来考察人类社会。由此，马克思就迈进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门。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不从实践出发来考察历史，忽视实践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费尔巴哈就是如此，“费尔巴哈独特的地方是他的人本学”[8]，但是他在理解人的本质时，仅仅把理论活动看作真正的人的活动，而鄙视和忽视实践，因此，其历史观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人本主义的历史观。针对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理解，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01。这个论断一方面科学界定了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摒弃了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抽象的人本主义观点，为全面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清除了障碍、准备了前提、奠定了基础。
总之，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时期研究历史观问题所撰写的两部重要著作，突破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窠臼，分别从经济学和哲学层面探讨了历史观研究的基本思路和逻辑起点，从而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呈现做好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六、《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从整体上呈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样态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创立，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出发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创立同样如此。那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出发点究竟该当如何确立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施特劳斯和施蒂纳把历史观的出发点定位于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的批判，对历史观的出发点给予了科学界定。他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6]525可见，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物质性活动，作为历史观的出发点。
在确立了历史观的出发点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历史的主体、历史的本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等问题，既汇聚了之前的研究成果，又将贯穿其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思想系统化并进行了提升。马克思由此正式踏上了确立唯物史观的道路。
在施蒂纳看来，人是全部历史的积极主体。但是施蒂纳所理解的“人”只是观念上的一个名称而已。这种抽象意义上的人，不参加任何实际活动，也不可能创造历史。马克思对施蒂纳的这种错误观点给予了嚴厉批判，认为，创造历史的是处在现实交往中的现实的人。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现实中的个人，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而不是某种概念意义上的抽象个人。
关于历史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在之前的“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都对其作了分析。在“巴黎手稿”中，他把历史看作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神圣家族》中，他又把历史看作是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这两种认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都涉及到了历史的本质，但是没有解决历史究竟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出发来探讨历史的本质，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6]540在此基础上，各个时代的发展就形成一个有联系的、以交往形式为结论的序列。马克思由此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在历史的发展动力问题上，马克思克服了以往思想家们对历史发展动力作主观化理解的局限。历史的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对此明确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之间的矛盾。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6]567。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还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科学地界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含义，马克思系统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他看来，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生产关系是人们借助于一定的生产工具，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辩证运动规律，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综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科学阐释了历史的主体、历史的本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等一系列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对历史主体的重新界定，即他将历史主体界定为从事现实活动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使其从根源上彻底摆脱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窠臼，全面呈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样态。
七、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从文本的角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理论进路的系统梳理，不难发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充分展现了其探寻历史发展的思想演进序列，即从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观念史观、以政治异化为特征的政治异化史观、以经济异化为特征的异化劳动史观，到科学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为唯物史观的历史转向提供理论准备，再到全面呈现唯物史观的基本样态。这一思想演进序列的形成，是与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以及马克思的两大思想转变紧密相连的。因此，只有科学阐释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理论进路，明晰其思想发展演进的内在原因，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要义。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根源，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我国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EB/OL].（2017-10-18）[2017-10-20].news.sina.com.cn/0/2017-10-18/doc-ifymyyxw.3516456.shtml.
[2]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5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
[4]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7]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35.
[8]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11.
